政党—国家关系是政党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同样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关系，直接决定中国政治体制的总体格局，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为正确处理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随着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形态的嬗变，中国政党—国家关系也必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预示着中国共产党深刻转型的开始，这为我国政党—国家关系的改革带来新的契机。本文力图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中外政党—国家关系进行历史考察并提出构建未来中国政党—国家关系的一些思考。 全文从内容上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对苏联政党—国家关系进行历史的考察，着重于总结吸取苏联政党—国家关系模式的教训。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国家关系的滥觞，对中国政党—国家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曾发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认真吸取苏联政党—国家关系模式失败的教训，对于我国政党—国家关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斯大林时期定型化的苏联传统政党—国家关系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党凌驾于国家之上。最高苏维埃在法律上是苏联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实际上只不过是通过党中央指示的表决机器；党中央越过最高权力机关直接指挥并领导国家行政机关，政府实际上成了党中央的执行机构；而国家司法机关则成了维护苏共高度集权和个人集权的工具。这种模式，造成了权力高度集中，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也损害了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整个国家权力的重心一下子从苏共中央转移到最高苏维埃。这种改革彻底打破了苏联传统的政党—国家关系模式，但这一改革并没有解决党如何执政的问题，结果造成苏共丧失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和控制。总之，苏联这两种政党—国家关系模式，都是不成功的，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第二部分主要是对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国家关系模式进行考察，着重介绍西方政党一国家关系模式的运行方式。 西方是政党政治的摇篮，因而也是政党一国家关系最早的发源地。由于西方政党的内生性特点，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比较明确，国家先于政党，国家高于政党，执政党在国家机构之外不存在另一个领导中心。执政党一般都不是直接对国家机关发号施令，而是通过本党在国家代议机关和在国家行政机关中的党组织和党员来影响和控制国家机关的立法、行政等活动，从而实现政党对于国家政权的领导，体现政党的执政。总之，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一国家关系模式不同，西方国家完全是另一类型的政党一国家关系模式。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基本政治制度，但我们可以学习西方政党一国家关系运作中的一些具体做法。 第三部分主要是对中国政党一国家关系历史和现状进行考察和分析，并就未来党与国家关系的改革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总结和吸取苏联政党一国家关系的教训，借鉴西方政党一国家关系的某些做法，归根到底，是为了中国政党一国家关系的改革和建设。这是贯穿本文的一条主线。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在产生的历史条件、党的结构与功能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同时，中共和中国政党制度与苏联也有所不同。这也决定了中国政党一国家关系与西方不同，与苏联也有区别。中国政党一国家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革命根据地时期党与政权的关系为建国后政党一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建国以后，逐步建立起了以“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为特征的党与国家关系的基本模式。1957年之后，党与国家的关系畸型发展，“文化大革命”达到其极端形态，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党与国家的关系模式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使中国政党一国家关系逐步走上了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应当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明确的方向，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继续进行党与国家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努力建设一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精神的法治型、政治型的政党一国家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政权关系的目标模式，应当是党的领导与国家(立法)权力机关行使权力实行某种方式的结合，而与国家行政机关行政和司法机关司法实行相对分离;党通过国家权力机关，间接地实现对国家行政、司法机关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