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行为往往会对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稳定产生严重的影响，也是对国家海关监管秩序的一种破坏。很多国家将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例如在美国，走私罪属于联邦犯罪，规定在了《美国法典》当中；日本将走私犯罪规定在其《海关法》当中等等。我国也不例外。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对走私行为的有关规定，并延续至后续各个朝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多次立法修改，对走私犯罪的规定日趋完善。但在我国的现行《刑法》及相关规定中，针对走私罪的立法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立法体例、法律规定完备程度、单位犯罪刑罚问题以及间接走私行为的认定等几方面。在立法体例上，主要表现为对罪名的分类标准不够明确，在“走私罪”被规定在《刑法》专节的情况下，却没有将走私毒品罪和走私制毒物品罪纳入其中；在“走私罪”专节内的各个走私罪罪名的设置也存在标准不明确的情况。在法律规定完备程度上，部分走私犯罪量刑情节的具体标准没有规定，珍贵动物制品的价格认定标准不够完备，部分司法解释存在滞后性，一些已经废止的规定仍被引用等等。在单位刑罚问题上，主要体现在刑罚不均衡和刑罚种类单一两个方面。在刑罚不均衡方面，表现为除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外，其他走私罪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是和自然人犯罪一样的，没有区别，但是在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中却进行了区分。在刑罚种类方面，表现为对犯罪单位本身的处罚类型较为单一，仅规定了罚金刑，不能起到很好的刑罚效果。在对间接走私行为规定方面，主要体现在对犯罪地点的规定上，在理解上存在困惑，会对司法实践造成不利影响。本文中，笔者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并针对每一部分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