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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效市场假说出发,Markowitz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建立了资产组合理论,奠定了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随后,Sharpe(1964、Lintner(1965)以及Mossin(1966)分别独立发展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他们认为,“资产收益率的差异来源于不同资产所承担的风险的差异,资产的收益越高就意味着其包含的风险越大”。CAPM有着极为严格的假设条件,因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其受到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的挑战,包括规模效应、长期反转效应、价值溢价效应和异质风险效应等“异象”,使得传统的CAPM理论失去了对市场收益的解释力。对此,Fama, French(1990,1992)首次将规模风险和价值风险作为风险因子,建立了著名的三因素模型。其以市场风险为系统性风险,而规模风险和价值风险为单个证券或投资组合的特征风险,在实证领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本文参照Fama-French的三因素模型,在分组指标选择方面加以补充改进,采用股票历史贝塔值、异质风险、股票价格和公司规模四种模式进行投资组合构建,分别对上海股票市场和深圳股票市场单独进行了零贝塔形式的CAPM检验。实证结果表明：①在整个样本区间上,利用传统的历史贝塔分组方法可以得到上海和深圳股票综合指数均值-方差有效的结论。②沪深两市关于CAPM回归估计结果有所差异,相对于沪市,深市样本组合回归结果有更高的可决系数,采用零β形式的CAPM更能解释深圳证券市场股票的历史收益。③CAPM可有效地解释沪市和深市的市场风险溢价。④沪市和深市均存在规模效应和“价格效应”,小规模低价格的投资组合拥有更高的预期超额收益,深市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异质波动风险溢价,预期超额收益随异质波动风险增加而减少。本文还利用引入流动性补偿因子的改进FF因素模型验证了以上结果,通过对相较于零β组合的超额收益与各溢价因子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沪市和深市的结论并不一致。沪市规模效应和“价格效应”等横截面异象完全可以由规模补偿效应、价值溢价因子和流动性补偿因子解释。而对深圳证券市场而言,异质风险溢出可以由规模补偿因子和流动性溢价因子所解释,“价格效应”主要由规模补偿效应造成,而流动性溢价效应并不是规模报酬溢出的成因。最后,本文利用该模型进行了成份股周收益率样本内可预测性研究,结果发现该模型在经济上是显著的,同时深市比沪市有更强的可预测性。以上实证结果对于中国股市中股票收益的预测、超额收益的影响因素讨论、资本资产定价等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