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对“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这一命题进行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以及该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动趋势,探索中国经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后的经济增长源泉。准确判断中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现实意义。　　为了判断“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本文从两个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首先从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多个经济指标变化,探寻中国劳动力市场转折的典型化事实。这一部分利用了官方统计的数据,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到达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其次,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角度来判断刘易斯转折点。这里运用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的三个逻辑假说,利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提供的小麦、粳稻、玉米等三种主要农作物的数据来验证这三个假说。最后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到达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存在着不平衡性:发达地区的省份已经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点);中西部地区已经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正在接近第二转折点;西部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在完成了上述命题的实证后,本文利用World Bank(1996)方法对中国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中国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没有想象的大,在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要素中,投资的贡献是最大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很小,在多个时段均显示为负值,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投资拉动的粗放模式。另外,在分地区的研究中,本文发现劳动力再配置在发达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小于中西部地区,而且表现为逐年下降。这正是劳动力资源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的必然结果,是正常现象。　　最后部分,研究了日本在1955～1990年这一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并且对中日两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前后经济状况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本文认为中国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尽管都是投资拉动的,但是投资的领域差异比较大,中国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日本的投资主要集中于机器设备的引进和改造,另外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都很显著。因此本文最后提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是技术创新,但是在劳动力成本还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企业是不可能有技术创新的动力的,技术创新的前提是要有激励相容的创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