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OFDI由重量转向重质,中国日益重视OFDI的发展潜力和稳定性。OECD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较为稳健,而且拥有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较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符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选择的大方向,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选地。但是,近年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OECD国家开始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通过政府干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领域进行限制,企图阻碍中国正常的对外投资活动,政府治理因素正在成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故我国当前和今后企业“走出去”进行直接投资时,除了需要充分考虑关键经济因素对OFDI的影响外,还必须额外考虑一些非经济因素例如政府治理能力对投资的影响,特别考察当地政府稳定性、政府效率、政府腐败、法律制度保障、民主化程度等政府治理能力指标对投资目的地选择的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此背景,选择OECD这一发达经济体的政府治理能力作为主要的变量,来研究它们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OECD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对中国向OECD国家投资的影响,有利于完善我国向OECD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布局,规避因政府治理能力指标导致的投资风险。全文研究思路如下:首先,讨论东道国制度因素、东道国政府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然后按照前人的研究,按投资区域划分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中国对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在研究的过程中主要从OECD国家政府治理能力视角研究其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由于不同的投资动机也会影响到国际投资区位的选择,所以本文在假定一些经济因素不变情况下,着重探讨了政府治理能力因素对中国OFDI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其次,本文立足于国际经济大环境,将OECD国家按照洲域划分为四类,再从各大洲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分析,进而比较中国对各大洲投资环境特征的异同;再者,本文对政府治理能力影响我国OFDI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在本文最后的实证部分,首先将东道国政府治理能力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再将核心变量政府治理能力细化为六个指标,建立实证模型,并逐个分析各个指标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OECD国家投资行为以及影响的效力与路径,这将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策略的制定与执行提供重要的参考。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OFDI总体上更偏向于投资政府治理能力更好的OECD国家,投资重点主要区位选择在丹麦、瑞典、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政府治理能力较强的国家。（2）中国对外投资更偏向于民主话语权高、政府效率高以及腐败控制差的OECD国家。应重点关注话语权较高的加拿大、挪威、丹麦等国以及效率较高的德国、澳大利亚、荷兰、日本等国。此外,政府腐败客观而言引流了一部分中国资本,中国OFDI今后应警惕腐败控制能力较差的希腊、墨西哥等OECD国家。（3）对于发达OECD国家,中国OFDI应重点关注东道国的腐败控制能力;而对于非发达OECD国家而言,当地的政府稳定性则尤为重要,维持与加强政府的稳定性有利于吸引外来资本。基于此,本文提出的一些重要对策建议是:我国应做好对OECD国家政府治理能力的评估工作,并为企业畅通信息渠道。建立我国向OECD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预警系统,提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服务效率。增强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对腐败控制能力较低国家的环境适应性。制定和实施投资差异化与投资总量相对平衡战略以化解投资风险。完善向市场规模较大的OECD国家直接投资的投资促进管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