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张洁都是以写婚恋题材小说闻名于中国文坛。二张虽然处于不同年代，但都对女性的生存、命运、前途备加关注，是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小说家。二张小说的婚恋叙事已多有研究，但从以往研究资料来看，大都是对二者单独研究。本文试图把她们放到一个逻辑框架里，从女性主义视野进行对照性的共时性的研究，表现出女性突破重重围城的艰难，探讨中国女性的生命欲望、解放程度、女权状态。全文共四章节。 第一章：女性命运的体认 张爱玲的婚恋叙事给我们唱一首葬送附体的挽歌，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在现代都市欲望街车里，女性内心的自我焦虑，人格的自我分裂，以及面对生存产生的一种不安全感。在张爱玲小说里的中国女性虽然并非完全无目的受人摆布，富有行动的目的性，但她们的行动总是弥漫着一种阴暗气息，无论是她们的身体还是灵魂都沉溺在欲望的泥潭中不可自拔，很难突破周围的层层围城，找到自己明确的人生方向。在这一部分里，我主要借助张爱玲小说里描述的三种婚姻模式：欲望婚姻、畸形婚姻、旧式婚姻，展示在物欲与情欲纵容下，在中西文化思想的双重渗透下中国女性命运的变异和突破层层围城的艰难，从中显现出作者的女性文化立场和情感倾向。 张洁小说的婚恋叙事上演一场女性救赎失落的悲剧，展示了现代知识女性在由“寻找男人—寻找爱情”到“否定男人—否定爱情”的过程中对女性命运的深刻体悟。张洁小说里的女性虽然有着健全的自我认同感，表面看来冲破了重重围城，但她们的婚恋生活仍然是不幸。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除了主人公所处的社会时代影响，更重要的还是来源于一种“观念”:男权文化中心的传统社会因袭和历史惰性在女性身上留下的几千年烙印。张洁给我们展示了女性对命运的抗争和抗争后的困惑，但没有给我们指明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出路:一种真正爱的自由。在这一部分中，我将通过张洁小说中对两种女性形象的塑造:母性的牺牲，负重的长女来分析这种女性自我认同感与女性困惑的缠绕，以凸现女性命运的坎坷和女性走上真正解放道路的艰难。 第二章:男权神话的消解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世界，从整体上看是一种“缺席”状态，他们成为小说中展示女性命运的映衬之物。在这一部分中我试着从“不完全”父权家庭和“象征性”消失的夫权家庭两方面分析张爱玲婚恋叙事中父权社会的衰败。在对两性不同态度中，更能表现张爱玲对女性生存处境和历史命运的关注。 张洁小说里的男性形象都是以一种理想形象进入张洁的笔下，但是随着女主人公理想大厦的倒塌，这种理想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从“崇父”情结走向了“轼父”情结。在这一部分我主要是通过这两种情结的转变探讨张洁婚恋叙事中表现出的对男权神话消解，并把女性推向了一种失去了精神支柱后，面临孤独无援的境地而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的艰难。 第三章:二张婚恋叙事的叙事模式 二张小说都有着明显的象征叙事，自我情感叙事，但是在这两种叙事模式中又表现出各自的特色。 象征叙事模式。无论是张爱玲还是张洁，在她们展示女性命运时，都运用了大量象征意象。张爱玲笔下意象都有着鲜明的个人独特性。这些普通事物不是凭借传统文化观念或约定俗成的习惯来作为象征意象，而是凭借作者个人独特的审美感受和情感体验。张洁小说里的象征意象比起张爱玲来似乎更明朗些，更善于一种用对比意象的整体象征。在她们两者不同的象征叙事模式中，承载了二张对女性命运的不同体认。 情感叙事模式。在象征叙事下流淌的是女性作家诗性的情感叙事。在张爱玲表层叙述下，小说中女主人公都有着作者极为强烈的自我情感的潜意识流露，形成一种深层与表层，意识与潜意识的对话性形式。张洁小说中这种自我情感叙事较之于张爱玲似乎更直露些，以一种强烈的参与意识直接把自己的情感加之于主人公身上。张洁创造了一种独属自己的叙述文体:诗与散文结合。并通过文本展示了作者的追求意识、审视意识、超越自我意识，以凸现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第四章:二张婚恋叙事的话语系统 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会从她的语言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古典韵味。这种韵味主要是表现在戏剧语言的运用上:动作语言的外化，场景语言的深入，讽刺语言的表现，色彩语言的渲染。张洁的小说中则通篇饱含深情的诗性语言，让我们在灵空、流动的散文诗性语言里自由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