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拥有十分丰富的生物资源，是地球上最为重要的生命支持系统，也是人类最为重要的食物保障之一。许多海洋生物具有开发利用价值，海洋渔业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其他多种用途的资源。但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捕捞技术的进步，过度捕捞、资源崩溃、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很多海洋动物处于濒危状态，面临绝种的危险。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渔业管理来实现对海洋生物资源的科学养护和持续利用，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热点，并采取了许多措施。然而当前的国际海洋法律体系却难以为国际海洋动物保护行动提供全面的、有效的法律保障，亟须考虑如何构建更为有效的国际管理机制来实现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挽救那些处于濒危境地的海洋动物。其中，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开展的各类实践，是该领域的重要组成，对其进行综合考量与评判，或许能够得到一些不错的启示。因此，本文基于海洋动物特性及海上渔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客观分析海洋渔业捕捞活动对海洋动物种群造成的影响，并从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实践的角度，审视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管理之间的关系，是对当前的海洋动物保护理论体系及国际渔业管理制度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而在实践上也会为我国海洋渔业健康发展及开展有效的海洋动物保护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与支撑作用。同时，针对现有的主要海洋动物保护理念、保护措施、国际法律制度以及主要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管理实践做出梳理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更有利于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的完善思考，可以为当前国际海洋生物养护制度发展及我国参与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远洋渔业政策调整、国际履约政策完善等方面，提供一种新思路和新角度。　　海洋动物保护的理念囊括了动物福利、人与海洋动物的关系、海洋动物的自然资源价值等内容。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们的自然保护意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爱护野生动物的理念在不少地区已经达到了普及的程度，在决策中注重生态，已成为一种常态，在生活中注重来自自然的享受，也成为了一种幸福感的基本标准，海洋动物保护已然成为当前社会发展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无论是海洋动物的福利问题，还是人与海洋动物的关系失衡，抑或是海洋动物的自然资源价值的体现，海洋渔业捕捞的因素一直充斥在其中，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陆地动物保护首先要从狩猎抓起，海洋动物的保护问题，自然要先从捕捞入手，只有将海洋捕捞管理好了，海洋动物的福利、人与海洋动物关系的平衡及海洋动物各价值的保护与利用等问题，才能真正得到缓解。　　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法渊源，既包括传统意义上有关的国际条约与习惯，主要是以重要国际条约为基础，也包括与之相关的基本原则、司法判例、国际组织决议及宣言等法律文件组成的其他渊源。国际条约方面，自19世纪末以来，国际社会相继制定了较多的与海洋动物保护有关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条约，在养护海洋动物种群资源、管制海洋捕捞活动、保护海洋动物栖息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组织决议、宣言及准则包括全球性人类环境会议的宣言、《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和国际行动计划、联合国大会关于禁止公海大型流刺网的决议等内容。在主要的基本原则方面，结合前文对重要国际条约、人类环境会议宣言以及相关决议文件等的论述分析，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主要有公海捕鱼自由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生态系统方法和预防性原则，它们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展起来的，在针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管理及养护方面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与海洋动物保护有关的国际案例，可以分为早期仲裁、国际海洋法法庭判例、国际贸易争端和国际法院判例，每一个案例的产生及解决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因素和利益动机，但从整体来看，主要的矛盾点是在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与单方面开展海洋动物保护之间的权益之争。总而言之，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法的发展进步，是与海洋捕捞产业的进步及海洋动物保护理念的发展分不开的。　　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组织包括以联合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捕鲸委员会为代表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以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委员会及其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为主体的区域组织，以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非政府机构，这些组织相互构成了一个既相互独立又能紧密联系的管理体系，领域则涵盖到了科学研究与情报收集、国际政策与行动计划、贸易限制与行为准则等各个方面，推动了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框架的形成。在推行的海洋动物保护措施方面，设立海洋保护区、人工增殖放流、栖息地修复、贸易限制手段以及对海洋捕捞活动的管制，是当前海洋动物保护的主要内容。自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开始发展以来，海洋动物的保护就一直伴随着国际海洋法、环境法及各类国际组织机构的演变而不断发展。海洋动物保护与国际海洋渔业管理体系，尤其是与国际渔业管理组织之间，存在的密切的交互作用，可以说，整个的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框架的发展与运行，基本都是围绕着海洋渔业管理来完成的。　　通过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实施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管理，是当前国际渔业管理的最为显著的特点。在海洋动物保护方面，绝大部分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在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框架下，对相关国际法律制度的制定与执行、相应机构组织的成立，以及海洋保护区设立、海洋动物贸易限制手段、对海洋捕捞的限制等海洋动物保护措施的开展，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最为直接的表现，则是其集诸多法律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以及监督者于一身，这也与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息息相关。而伴随着国际社会和各沿海国对海洋动物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在减少海洋捕捞对海洋动物的影响，保护海洋动物栖息地以及保护海洋环境等方面的担子也会越来越重，再加上当前的国际环保组织、社会民众等因素的影响与施压，在未来，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将会是平衡海洋捕捞与海洋动物保护的最前线，其各类管理措施的成功与否，都会直接影响到国际渔业管理制度和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在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具体实践上，当前影响力和执行力较强、与我国关系最为密切的组织，如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委员会（CCAMLR）、《保护信天翁和海燕协定》（ACAP）、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IATTC）、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委员会（ICCAT）、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IOTC）、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等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开展了许多与海洋动物保护有关的决策建议、技术措施和不同组织间的合作实践，尤其是针对海洋渔业捕捞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对海龟、海鸟、鲨鱼、海洋哺乳动物等的伤害、缠绕、误捕、混捕等方面开展的养护管理决策与技术手段。这些实践的主要特点有：强调生态系统方法的适用、强制性数据收集与共享、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注重海洋动物的就地保护和强调制度的遵守执行。这些特征既是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在国际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中的责任义务体现，也是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发展要求。　　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管理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互为补充和互为限制的关系。在国际海洋资源法律的发展进程中，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管理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推动作用，互相促进了各自的发展进步；而在这种推动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较多的互补效应，具体体现为执行力的互相补充和制度措施的效益叠加；但由于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管理的理念和目标有着根本性差别，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互为限制之处，往往发生在对一些经济价值较高的海洋动物的保护与管理上，但最终将这种互为限制限定为海洋动物保护与可持续开发之间的一个平衡状态，是两者将来的共同发展方向。　　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完善的重点就是加强不同条约和不同组织之间的协调统一以及注重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管理之间的密切关联，同时加强对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捕捞活动数据收集机制的完善，尤其借鉴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成功实践经验。而对于制定一个统一的国际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和设立一个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的设想，在理论上确实能够有效协调、统一当前的各类条约体系和国际组织机构的重叠、冲突和不平衡问题，但在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多种条约体系并存、多类国际组织共同管理的现状会长期存在，而不同国家间、组织间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合作机制，是目前和将来的发展重点。在强化遵守执行和国家责任方面，将相关的具有广泛认同度的国际文件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和一定强制性的国际习惯，加强对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捕捞活动数据收集机制的完善，最为重要和关键，其中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渔业领域透明度建设非常值得思考，而对于建设海洋保护区（尤其是设立公海保护区）和对某个国家或地区开展贸易限制或制裁措施，要在平等的国际合作基础上审慎开展。可以从以下 4 点来完善当前的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以海洋动物保护理念的发展为引导，完善已有的国际法律规范体系；以国际合作为基础，建立完备的协调和争端解决机制；依托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有关实践，提升有关国际条约的执行力；注重海洋动物的就地保护，适当发展移地保护措施。　　我国是海洋渔业捕捞大国，海洋渔业捕捞产量长期居世界首位，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海洋渔业管理制度和海洋动物保护机制，但与发达国家和国际海洋渔业管理制度的发展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我国不仅是一个渔业大国，而且是一个远洋渔业大国，国际海洋渔业治理和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的发展和完善，理应有我国的话语和参与。我国参与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的完善建议为：更新理念，提升全民的海洋动物保护意识；完善法律体系，形成完备的海洋动物保护机制；构建成熟的合作机制，参与或主导共同管理；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增强话语权。使我国更好地履行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义务和国家责任，以及推动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的进步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