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并非史弥远的个人研究,而是以史弥远的政治活动、关系以及影响为线索,考察宁宗朝晚期(开禧三年,1208)至理宗朝晚期(开庆元年,1259)这一政治单元内,南宋的政治生态及权力运作(以朝廷为中心)。具体而言,首先是史弥远专权的起源和建立。宁宗开禧三年,韩侂胄主持的“北伐”陷入失利的边缘,以史弥远为发起人兼主持人之一的政变集团,于“玉津园”暗杀了韩侂胄。“诛韩”事件的发生,从根本上讲,是孝宗以来的反近习、反“独断”斗争的延续。随后,政变集团掌握了中央核心权力,并通过与景献太子组成的嘉定资善堂“会议”,将政治空间从内廷转移到资善堂,将政治主体由近习替换为宰执,宣告了宰相政治的回归。然而,宰相政治回归的结果是史弥远的崛起,其通过对景献太子和杨皇后的影响力,先后将政变集团其他成员排挤出朝廷,并构建了以“四木”等实务官吏为核心,参以清流的新政府班底。其次,将视角转换到清流在史弥远时代的活动及与史弥远官僚群的互动。清流在韩侂胄时代,因“庆元党禁”遭遇了严重的迫害。史弥远当政后,通过召清流、给予道学先贤赐谥等政治优渥的方式,赢得了清流一定的支持与合作。在此期间,虽然因为政见分歧,与部分清流有过论争,然双方实则是在共同的基础上展开的对话,并未演变成严重的党争。直到宁宗驾崩后,史弥远操弄权柄拥立理宗,至有“霅川之变”,原本亦有可能继承皇位的济王被史氏逼死,清流乃与史弥远彻底决裂。面对清流的群起而攻,史弥远选择以高压手段将一干反对者尽皆罢黜,暗流汹涌的政局才得以稳定。最后,史弥远殁后,理宗由幕后走向台前,史弥远恢复的“权相政治”告一段落。长期处于史弥远权威和清流舆论的双重压力下的理宗,在用人上采用“端平”的策略,或谓之北宋祖宗时代的异党相搅,而实际上是沿袭孝宗“独断”政治思路。在对外战略上,放弃史弥远时代“衅不我启”的稳健策略,冒险发动收复三京的军事行动,随之失败。“端平入洛”的失败,带来的链锁效应是端平二年蒙古伐宋。蒙古的大军压境,激化了南宋襄阳本州守军与“北军”的矛盾,终酿至“北军”叛乱,是为端平“襄阳之叛”。随后,南宋朝廷开始对“端平入洛”进行检讨,在人事上进行了的调整。然而,随着蒙古强敌的不断冲击,理宗的“独断”政治难以为继,终于再次出现史弥远似的强权人物出现。综而论之,这一时期的政治始终处于皇帝“独断”与宰相擅权交替循环的模式下。究其原因,一个可能的设想是,南宋始终处于外敌强压的战时状态下,而自立国伊始,“恢复”的理想始终萦绕在南宋君臣的心中,为配合“恢复”战略,皇帝则倾向采取便于发挥的“独断”政治。而待“恢复”失败,朝中士大夫就会以此为契机,发出反“独断”的声音,试图将政治形态拉回到宰相政治。而权相政治实则是宰相权力的扩大化：宰相得以揽权的条件,一是因应稳定局势的需要,一是南宋政治制度在监督和分权上不如北宋执行得力,后者在相当程度上也和外部环境的压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