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颇具影响力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他同时也是新闻理论家、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奠基人及爱国主义者。戈公振的一生是短暂的，在他二十余年的新闻生涯中，除新闻作品外还著有大量文章阐述他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诸多见解。基于此，笔者希望通过全面回顾戈公振在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及新闻理论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还原他对中华民国时期媒介发展的独特见解，并为当今新闻媒介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戈公振的新闻思想根植于他的新闻实践活动，他在《时报》和《申报》的工作经历及两次出国考察活动都影响着他对民国时期中国报业的综合思考。概括而言，戈公振的新闻思想主要分为如下部分：一是新闻本体思想，他对报纸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认为报纸是思想交流的媒介、文化知识的传授者、舆论形成的阵地；二是新闻自由思想，他抨击当局的禁言行为，要求政府给予开放的媒介环境并号召各报界同仁及国民为实现言论自由而斗争；三是媒介经营管理思想，他认为报纸的商业化与经济独立式报业生存的前提，建议报纸吸纳人才、走商业化道路并重视广告经营；四是新闻教育思想，他重视新闻教育，提倡新闻教育的本土化与媒介素养教育的普及，并组织、参与了一系列新闻研究活动，客观上推进了新闻理论的研究；五是戈公振的新闻理想，作为新闻思想的必要补充，他希望打破列强垄断中国对外新闻报道的局面，建立代表全中国声音的通讯社并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使报纸走公有化的道路。戈公振的新闻思想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同时也与中国新闻事业由言论本位向新闻本位转变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这些影响因素的存在，使戈公振的新闻思想既有着鲜明时代性与先进性，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如他对新闻本源的认识等存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