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两国都经历过漫长的封建社会,都有过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制度,广大女性长期以来饱受男权社会的歧视,一辈子都禁锢在家庭的狭小空间。然而,这些社会上性别歧视和压迫未能泯灭广大妇女心中要求解放、自由以及男女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梦想,而这种强烈的梦想被升华为文学,并在许多叙事文学中有着大量的反应。在这类反映女性生活或塑造女性形象的中朝古代叙事文学中司空见惯的是所谓“女扮男装”母题,源远流长,而且数量相当可观。在这些中朝两国的同类作品中,女性形象往往女扮男装后,进入由男性主宰的社会,充分显示她们的聪明才智,甚至奔赴疆场与男人一样浴血奋战,建功立业,并显示她们的文韬武略,表现出强烈的“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质,从而体现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中朝两国塑造智勇双全的女性形象的作品大多出现在相当于中国明清时期和朝鲜李朝时期的18世纪前后。从社会背景看当时两国都属于父权制的封建社会。因受到根深蒂固的儒教文化影响,整个社会蔓延着强烈的性别歧视观念。从“夫人见短”的偏见到“女人无才便是德”的一系列男尊女卑思想在社会以及家庭的各个方面都压制了女性,对女性规定了许多严格的行动制约。在中国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这种社会性别制度也有了一定的改变,有些进步人士和文人开始反对传统的性别观念,提出解放女性、提倡男女平等的要求。而这时期的朝鲜已经经历了壬丙两乱,因战争的打击社会开始怀疑男性的能力,另外还有天主教等西方近代文明的传入,思想方面也受到了刺激。就这样中朝两国开始出现了一些代表女性意识,反映女性心理的文学作品。从文学背景的角度看,中国的女扮男装母题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大量的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中,有着系统的发展历程。而朝鲜的女扮男装母题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神话。“檀君神话”的熊女就是女人变身母题的开始。两国的女扮男装母题和女性小说没有直接的影响关系。但是从文学题材的授收关系看,中国可以看成是朝鲜文学发展的外因。女扮男装意味着女性对自己的关心,对自身价值的自信。这种关心和自信带来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对男权的颠覆。所以女扮男装母题的文化意义首先在于在动乱的当时社会开始正视了女性的问题和她们的价值,把始终在边缘徘徊的女性引到家庭和社会的中心,从而反映了近代的女性意识。其次,通过女权的强化所导致的对男权的颠覆,从正面反驳男女性别歧视制度,表达了男女平等思想。女扮男装母题的文化意义还在于通过想象倒置传统文学中的男女角色,给女性创造出精神发泄的机会。女扮男装母题的叙事功能就在于颠覆传统叙事的男女地位,扭转了叙事的发展进程。女扮男装通过陌生化手法把传统社会里所熟悉的女性改造成独特的、非凡的人物。女主人公在男装持续期间表现出文武双全的英雄面貌,透露出性别歧视带来的对女性的偏见。在这期间的女性形象在中朝两国没有很大的区别,只是她们回到原来的女性身份之后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中国文学的女主人公一旦回到原来的身份就完全失去男装时的胆识,又回到懦弱无力的女人。作者所要表达的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而朝鲜作品的女主人公回到原来的身份之后不但不失去之前所得到的职位和荣誉,而且就算回到了家庭也会充分发挥智慧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不再是男人的附庸。作者是通过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表达出在现实社会不可能实现的意愿。两国出现这种不同结果的原因在于创作方法,民族特征以及文化的差异。古代叙事文学中的女扮男装母题在叙事功能和文化意义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女性只有通过男装才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代替男人恢复了家庭的名誉,挽救了危在旦夕的国家。也显示出在平等的条件下女性绝不会落后于男性的性别平等意识以及反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近代性别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