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启蒙运动的完成者与批判者，康德已经初步破除了十八世纪的乐观主义信念，并开始审视源自于人的恶与苦难，以之作为人的有限性的有力佐证。在其道德哲学一神学中，康德反对德福同一律，德性的价值在于道德动机对于自然好恶的平伏而造就的痛苦与牺牲。但为了完成圆善的最终目的，康德不得不引入神的存在作为公设，并使之自发于道德的必要，构成纯粹实践理性的先天信仰以保证德性与自然的幸福的统一，但是，圆善的先导乃是：配享幸福。道德上的幸福源自于面向纯善的日进无疆的进步之中，纯善意念自身即包含着对其坚定不移和稳固性的信赖，但是，纯善的依据被转移至天国，反而，道德的恶是可归咎于人的自由的恶，且人是由恶开始的。从动机意向上剔除恶为人力所不逮，而只能借助于神恩，后者之先导在于：配享神恩。苦难则可分为两个向度：针对旧人而言，它是对归诸于自己的恶的惩罚；弃恶向善的新人则是以上帝之子的意念，即纯粹是为了善的缘故而承担起苦难的，苦难成为面向纯善而体验到的道德上的幸福的原因。圆善的共同体维度即伦理共同体理念是为了战胜普遍的恶而建构的上帝之国，它在地上建立善的原则的统治的历史，是道德的宗教信仰与历史性(启示)信仰不断斗争的叙述，在此，康德实质上已经进入了历史神学领域。在其历史哲学中，康德认为，可将人类历史视为以世界公民社会为目的的大自然的隐蔽计划，其中，恶与苦难作为善的推动力而是历史的必需，并因此而被赋予积极意义。这与十八世纪的历史神义论颇有亲和处，但是，十八世纪单向的、指向最终目的的进步历史叙述，发展至黑格尔，则成为全知观点亦即上帝观点下的世俗化的历史神学，这与康德有限观点下的历史哲学形成张力。后康德哲学一神学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万的无神论、基尔克果的生存哲学、莫尔特曼的十字架神学、舍勒的基督教爱的理念亦坦承恶与苦难之现实性，但在此问题上呈现出不同于康德的运思路向，较之后三者相对鲜明的信仰立场，康德的观点仍可划归现代人文主体立场。伊万伦理学代表一种抗议的无神论，对于恶与苦难生存体验的绝对化，使得世界自身成为不可接受的荒谬，因而，人“无所不可”，这是一种富有破坏性与虚无性的哲学。康德将恶与苦难的解决置于人本身，但是上帝的协助必不可少。他并未打算去建立严格意义上的上帝学，上帝学之出于道德学(人学)的必要，并非意味着上帝的人化，而毋宁是正视人之有限性以及道德动机意向乃至道德学本身的无力之处。恶与苦难本身的存在即需要(或者由人，或者由神，或者由“自然”，等等)提供一种有意义的解释，但是，只要恶与苦难现实存在，尤其是在极端的情况下，无论多么圆满的解释都有可能让位于一种社会政治革命，尽管后者可能亦源于一种超越性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