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的儒家学者韩婴是“三家诗”中韩诗一派的开创者，他对《诗》及《周易》都颇有研究，著作很多，可是只有这部“推诗人之意”而作的《韩诗外传》传世之今。但是，时至今日，人们对其研究甚少，对其评价亦甚低。而实质上，这部著作很有自己的特色，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很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韩诗外传》表面上似乎如班固所说“杂采其说”，然而实质上贯穿于整部书的思想主线还是儒家思想，如其天道观及对忠孝思想、礼制思想、以民为本思想等的论述，都显示出作者名副其实的儒家立场。对于这部著作中的儒家哲学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分这么几个部分进行:　　第一，作者继承和发展《诗经》、《周易》等儒家经典中的天人观，建构自己的天人理论体系。他把天规定为有意志、有感情、能摆布人的命运的主宰之天，但是人在天面前也不是完全被动地受命，而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主动地为自己“立命”。《诗经》中的“天命靡常”、“自求多福”等的天道观在《韩诗外传》中都被继承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天命观。韩婴与汉初的叔孙通、陆贾、贾谊一样采获各家，构造汉代的“新儒学”。他们的思想都是以儒为宗，本同而异末，各自代表了儒学衍化的不同路径，但是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努力从理论上拓展原始儒家的仁义礼制思想，并且将其付诸于社会实践，而其论证往往限于仁、礼本身。韩婴则将这些理论与其构建的有意志的“天”结合，为儒家的仁义礼制思想的真理性寻找“天命”依据。至董仲舒，儒学便发展成为更为精巧严密的思想体系，完成儒学的学术整合。　　第二，忠孝思想。传统儒家伦理哲学极为重视和强调忠孝思想。孝的观念很早就有，忠的观念产生较晚，原本均指事父母而言，以后忠字逐渐演化成专指忠君。在西汉时期，适应封建大一统专制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的需要，家国同构，移孝作忠，人们对于忠孝观念逐渐由重孝转变为强调“忠重于孝”。而韩婴的忠孝思想有自己的特点。《韩诗外传》的忠君思想表现得非常突出。作者提倡臣对国君的无比忠诚的精神，他将臣分出等级，对忠君之臣大加赞扬，而对“国贼”们则痛加斥责和鞭挞。但是，如作者讲痴忠、为国君而死，以及强调死谏，为国君担当过错等，都过分地强调了臣对国君应无条件地忠诚和服从，甚至达到了非常残忍的地步，抹杀了作为臣下的应有权利，在中国历史上的“愚忠”思想在此已见倪端。韩婴同时非常重视孝，这受汉朝“以孝治天下”的影响深刻。但是，他在提倡子孝时也特别强调“父慈”，“父慈”、“子孝”有着对等的权利和义务，这与后来被扭曲了的孝道有着根本的不同。　　第三，忠孝矛盾。韩婴既重忠又重孝，他认为对一个人来说，作“孝子”和作“君子”一样重要。但是，在统治者要求人们在家孝亲，在朝忠君时，孝和忠有时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使“忠孝不能两全”。面对“忠孝矛盾”，韩婴虽然明确提出“孝重于忠”，对于宁可舍弃忠而尽孝的孝子大加褒奖，但是，他并没有否定忠在国家统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韩诗外传》中，他用了大量的篇幅赞颂忠贤之人。在有的章节中，他刻意描写“忠孝矛盾”，而解决的方法往往是以主人翁的自杀而结束，并且在每章的最后都要引用《诗经》中的诗“进退维谷”作结尾，描写主人翁在面对这一矛盾时的彷徨和痛苦的心情。主人翁以自杀而回避矛盾，其实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这只表现出作者对待忠孝矛盾并不是绝对地主张“孝重于忠”，而是取舍不定，也像主人翁一样“进退维谷”，因此作者并不总是将忠放在孝之后。因此，面对矛盾而举棋不定、难以取舍。韩婴的对待忠孝矛盾的态度，与统治者的“忠重于孝”的根本要求有所区别，而董仲舒以后的儒学在这方面都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因而韩婴在正统儒学的地位也因此而受影响。　　第四，孝道伦理维护母亲的崇高地位。在整个《韩诗外传》中，母亲的权威及崇高地位得到充分表现。徐复观研究《韩诗外传》列出的“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妇女地位的被重视。并且还指出，韩婴不仅表现母亲在社会家庭中保有崇高的地位，而且整个妇女的地位都比较高。在汉代以后，由于“三纲”原则的确立，女性被置于男子附属的地位，但这主要是对丈夫而不是对儿子而言，妇女尤其是母亲在家庭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权威，这本是维护上下尊卑的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则所支持的，妇女“三从”之“从子”，在中国历史上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起来过。最起码《韩诗外传》中所表现出来的母亲地位，是不能用“夫死从子”来概括的。　　第五，礼制。作为汉初的儒家学者，韩婴从秦任刑法不变而招致迅速灭亡的反思中，首先高扬了作为儒家标志的以协调君臣、父子、夫妇等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礼义”思想。韩婴将“礼”上升为天地之体。认为“礼”是国家保持长治久安的根本，国君按礼义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公正廉明，那么，君子也就会归顺他。所以如果自身具备了礼，行为就美好；国家具备了礼，政治就清明。礼又包括“礼容”即道德修养规范和礼仪的规定。君子只把那些合于“礼”的真实的、当之无愧的行为、言论、名声看得珍贵。韩婴纳仁于礼，仁是礼的本质和根据，礼是仁义的形式，这方面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他的儒家立场，他的整个的礼制思想是在整合原始儒家的礼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六，以民为本、富民养民。韩婴的以百姓为天的思想是对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并且又将其进一步发展，要求统治者以百姓为“天”，提高了百姓在国家生死存亡中的关键性作用。韩婴在原始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构建的伦理思想是为封建大一统的政权服务为目的的，他提出国家要以君主为中心，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只是他为统治者巩固统治出谋划策的手段，但是，无论如何，他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国家统治中的强大力量。　　另外单列一章讲《韩诗外传》援道入儒、以道释儒。韩婴在继承和发挥儒家思想的同时，也积极地吸收和改造道家思想，援道入儒，用儒家的“有为”改造道家的“无不为”，使自己的思想带有一种儒道杂糅的特点。韩婴的“无为”并不是主张实行老子的“小国寡民”、“绝圣去智”，而是与儒家“重民”、“尚贤”、“隆礼”等主张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所谓“杂呆其说”其实只是表面，韩婴的思想实质还是属于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