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正在经历比多数国家更快的老龄化进程。这会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主办的“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高级研讨会”上指出“在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问题时，应关注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体系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明确提出人口老龄化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现在，老龄化对于消费、储蓄、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老龄化会对经济系统产生深远影响已是共识。作为老龄化经济学的一个前沿，国外对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研究开展的时间较短，研究不多，且研究的对象大多为发达国家。相比于国外而言，我国老龄化经济学开展的时间晚、研究少，针对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这一最新前沿的研究则更少，对我国老龄化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路径研究及实证研究尚为空白。本文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角度，阐明了人口老龄化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路径，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利率渠道、信贷渠道、财富效应渠道、风险承担渠道、预期渠道及汇率渠道的影响；在Karras国民收入增长率模型与通货膨胀率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将人口老龄化变量引入模型中，构建了人口老龄化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模型，并对我国进行了实证研究。这构成了本文的主要贡献。“老龄化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路径”是本文理论部分的核心，从货币政策传导的6种渠道的角度，解释了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结论是：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利率渠道、信贷渠道、风险承担渠道具有负效应，对货币政策传导的财富效应渠道、预期渠道有正效应，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汇率渠道的影响视不同经济体的情况而定。这构成了本文对于该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通过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模型及通货膨胀模型的实证检验，可以得出结论：在我国，无论是对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还是价格效应，人口老龄化均存在长期的负面影响。这样的结论与本文中第三章的理论分析（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多数渠道产生负的影响，对少数渠道产生正的影响）是相符的；同时，与Patrick Imam（2013）对西方典型老龄化国家的实证研究结论相同。另外，相较于对价格效应的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对产出效应的影响更加显著。考虑到西方国家优先的货币政策目标一般为保持物价稳定与实现充分就业，而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就构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影响的独特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