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希望自己保持一个较高的道德水平。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提倡“爱岗敬业,诚信友爱”：从自身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希望自己不断趋近于社会的要求,做善事有善心,“从善而终”。但事实上有时个体在表明自己做出善行后,则会允许自己无需继续做善行甚至做出恶行(Monin & Miller,2001),也就是说,个体出现了“弃善从恶”的道德许可现象。那么,道德许可会对个体行为的道德性产生哪些影响呢?有研究表明,道德许可能够使得个体有效地调节自身道德知觉,当感知到自身道德水平高于理想的道德自我时减少道德行为。例如,当个体使用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书写先前行为后,结果发现使用积极词汇被试其捐款额度显著低于使用消极词汇的被试(Sachdeva,lliev,& Medin,2009)。而同时,道德许可也能够在个体感知自己道德水平提高后,增加其随后的不道德行为,例如有研究利用西方独特的种族歧视来考察道德许可对不道德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先前表达无种族歧视行为的被试更易做出有种族歧视的行为(Effron,Cameron,& Monin,2009:Merritt, Effron,& Monin, 2010).另外,道德许可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有研究认为道德许可能够使用道德信誉和道德证书模型解释其过程(Effron & Monin, 2010).道德信誉模型认为个体先前的道德行为可以抵消随后的不道德行为,从而使个体在道德水平上维持稳定；而道德证书模型则认为,个体先前的道德行为可以重新解释其随后行为的道德性,使后面的行为变得道德。尽管对于道德许可已存在一定的研究结果,但是目前仍存在很多问题尚未解决。首先,除去有关道德许可对道德行为影响的已有研究之外,西方关于道德许可对不道德行为的影响主要是以种族歧视为根基,因此在东方文化背景下,是否也存在道德许可对不道德行为的影响?其次,在先前的研究中构建了道德信誉和道德证书两个模型来解释道德许可的过程,那么道德信誉模型适合解释什么情况下的道德许可?而道德证书模型又适合解释什么情况下的道德许可?最后,考察道德许可的中介因素,即先前的道德行为是否通过其他因素来影响随后的不道德行为?中介因素是否为道德自我?结果表明：(1)道德许可效应存在,个体表现出“弃善从恶”现象,即在先前做出道德行为后,随后将更易做出不道德行为；(2)相对于无亲社会行为的个体,有亲社会行为的个体对模糊不道德行为出现道德许可,而无亲社会行为的个体则没有出现道德许可效应；(3)相对于未获得道德信誉的个体,获得道德信誉的个体对明确不道德行为出现道德许可,而未获得道德信誉的个体则没有出现道德许可效应,表现出道德一致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