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结构发上变化,社会问题逐渐多元化、复杂化,而原有的基层治理模式“单位制”又逐渐瓦解,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变化需要。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元素,在其瓦解后,承担起“单位制”各种职能,形成“社区制”,为“三社联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党中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背景下。“三社联动”模式作为我国社会工作领域进行社区治理的最新本土化实践,受到各级民政部门重视,成为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重要手段。北京市于2013年开始了“三社联动”探索,于2013年在朝阳区进行了“三社联动”试点工作,随后推广至全市。笔者通过2018年、2019年暑假期间,前往朝阳区L社工机构收集“三社联动”案例。利用民族志田野调查,获取政府部门、社区、社工机构、社会工作者等主体较为全面的数据信息。描述和总结多层级政府影响下,民政部门、社会工作者、社区居委会、社工机构之间在“三社联动”中的相互关系、行动策略、机制和运作情况。本文将“三社联动”项目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探究。在招投标阶段,发现民政部门会采取自上而下的控制策略对“三社联动”项目开展进行控制,而街道、社区会演化出自下而上的反控制策略对其进行消解。社工机构利用科层化项目制等方式去迎合依赖民政部门。项目执行阶段,社工机构基于合作和专业逻辑开展工作,利用专业方法开展活动。但在开展过程中也存在实践困境。结项评估期间,总结不同行动主体,在评估验收阶段的行动策略。在街道、社区影响下,评估存在一定弹性空间。最后针对这三个阶段中所出现的问题,提出优化策略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