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深圳万科天景花园第一届业主委员会的诞生,是我国业主自治从“单位制”到“街区制”转变的重大里程碑。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大部分城市社区的商品房小区都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作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组织,有学者称其为“我国公民社会的先声”,代表着我国市民社会的良好发育情况。因此,在业委会的产生和运行过程中,观察国家的角色定位和行动策略如何变化,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本文借用孙立平教授“事件-过程”研究方法,以W市N街Z社区业主委员会成长过程中国家的角色定位和行动策略为例,界定街道办、居委会是国家权力的代表,物业公司作为市场逻辑的发言人,以“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分析在业委会生长的过程中,市场力量的“敲边鼓”,业主群体的“搭便车”,导致国家力量对业主委员会生长过程中从扶持性介入到强制性介入的动态变化,最终是国家基层行政权力对社区事务干预过多,影响了业主委员会的正常运转,遏制了市民社会的发育和发展。本研究选择的个案,是当代中国社区内最“典型”的业主委员会生长案例,代表了商品房住宅区从无到有,从初期到成熟的过程。本文从案例入手,以小见大,分析国家在业委会生长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和行动策略。在文章结构安排上,首先分析了W市Z小区第二届业主委员会换届过程中,国家如何以此为契机,渗透业主委员会。国家制定业主委员会规章制度、成立换届筹备小组、确定候选人名单、控制选举过程,抓住业主委员会无法实施民间集体行动的契机,“扶持”Z小区业主委员会换届得以实现。因此,国家通过不断地变换角色和行动,以“扶持性”介入的姿态,利用社区组织资源,推动民间集体行动的有序化和自主组织化。通过重点介绍Z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筹备模式,作者形容业主委员会选举是一场“文艺演出”。在业委会选举过程中,国家搭好了“戏台子”,并自封为“节目评委”,然后制定“演员”名单,督促业主委员会候选人进行“演出”,最后决定谁是最佳“演员”和最佳“演出节目”。接下来,论文探讨业主委员会成立后的成长环境。“国家”以一种无处不在的角色“强制性”干预业主委员会的发展,阻碍了业主委员会自治功能的发挥,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Z社区管理模式导致业主委员会角色边缘化,居委会强权弱化了业主委员会自治权力,三方联动剥夺了业主委员会的自治功能。最后,随着业主委员会成立、换届和运行的展开,不管是国家的“扶持性”干预还是“强制性”干预,国家陷入了自治权与行政权的冲突、国家“放权”与“控制”的悖论两种困境。国家想方设法地保护在社区的话语权和支配权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国家权力的过度化”。因此,研究最后提出了在城市社区自治的实践过程中,国家该何去何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