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营造了现实物理空间与虚拟网络空间并行发展、共同繁荣的当代人类生活场域。但是,计算机信息技术在带来无限发展红利的同时,基于网络而产生的社会生产生活样态的异化,导致法律应对这些异化样态存在规范与现实的龃龉。在此背景下,刑事立法开辟了所谓平台责任的归责路径,为打击网络犯罪提供了新思路。而网络服务主体的不作为引起的刑事责任则作为核心要素,在平台责任路径的应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解读平台责任路径重在认识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刑事责任。围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刑事责任的研究,本文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主要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及其不作为刑事责任的立法现状进行了分析,以求为下文的展开打下基础。在第一章中,第一节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界定与分类进行了介绍与研究。其中,通过考察国内外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不同立法与理论界定,认为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遵从最广义的概念。同时,本节也梳理了关于其种类的二分法、三分法与四分法等划分方式。第二节则通过考察国内外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刑事责任的立法,发现美国等国家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归责所采的是消极模式,而我国则采用积极模式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第二部分即第二章,主要分析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不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本部分分为三节展开:第一节首先从法律规范的义务角度分析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形式作为义务与基于保证人地位的实质作为义务。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刑事责任的义务根基。第二节在明确主体类型的基础上,对其承担不作为刑事责任的技术依据进行了类型化讨论。最终指出各类网络服务提供主体皆具有担责的技术能力。第三节通过分析我国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刑事责任中的体现,确定了该主体承担不作为刑事责任的刑事政策支撑。第三部分即第三章,主要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刑事责任的认定问题进行讨论。其中,第一节对网络服务主体的行为及其侵害的法益这两个客观要件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认为:第一,本罪法益应当是包含网络安全行政管理秩序和网络原生秩序的信息网络秩序。第二,“不履行义务”与“拒不改正”两个不作为单独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作为义务。而当以上两个行为被视为一个整体时则违反了刑法的作为义务。第二节对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主观方面进行了分析。通过考察故意说、过失说、模糊罪过说,最终得出本罪主观方面应当是故意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