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将现代临床解剖医学的出现归因于一种将死亡纳入科学技术体系的启蒙精神。透过死亡之镜,人得以将自我的身体客体化,用科学话语捕捉自己,将自身建构为客观知识的源头。同样地,十九世纪人文艺术领域以疾病与死亡为中心的抒情风格也源自于这种以语言将自我意识客体化的思潮。由此,我们得以推断出西方现代文明在建构有关自我知识时的某个逻辑起点:承认“人”之必死性与有限性,而这也正是现代主体得以生成的必要条件。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引入,这股同时蔓延实证医学与人文艺术领域的“疾病-死亡”哲学思潮同样席卷了现代性萌发期的中国。西方现代医学改变了传统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对“人”的认知:从整体性的思维模式向主客二元对立的启蒙思维转型,使个体“人”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天人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角色化的伦理关系中分离出来,成为现代主体自我建构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疾病书写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呈现爆发性的增长,并且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而不断地嬗变,其嬗变的轨迹与个人主义的发展线索几近重合:发轫于“五四”后期,盛行于三四十年代,沉潜于五十至七十年代,复苏于“新时期文学”,继而在后新时期得到多元化的发展。疾病书写隐喻的不仅是“亡国灭种”的民族-国家主体性危机,更有个人主体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困境,对现代性的追求与反思。因此,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疾病书写的解读,将会是我们解锁二十世纪个人主体与现代性历史的一把钥匙。主体并非固化的整体性概念,其内涵在不同场域中呈现出不同的面相。为了更好地描述现代个人主体的多维面相,我们将其放置在不同的空间语境中,透过疾病书写的隐喻分析对其内涵进行情境化的阐释。在情爱与性别关系的情境中,现代个人主体在晚清民初才子佳人叙事、“五四”末期情爱叙事以及“后新时期”情爱与精神疾病叙事中,依次呈现出以个体情感诉求、理性中心主义以及非理性自我为内涵的主体类型,而相关的疾病书写则分别隐喻了个体情感诉求的挫败、理性自我的灵肉分裂以及非理性自我对工业社会工具理性同质化进程的逃遁;在欲望都市的情境中,新感觉派都市小说中的神经症隐喻了企图以参与西方都市现代性的方式建构自我身份的欲望主体的失落,而后新时期都市小说中欲望化的疾病则隐喻了都市化进程中由乡村向都市迁徙的欲望主体自我身份的迷失;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新写实小说中个体的沉沦与主体性的失却,源自其对疾病引发的死亡恐惧的遮蔽,尽管在部分新写实小说中,个体确立了以“工作”超越死亡恐惧的职业主体设计,但具有超越性的个人主体仍然难免物欲社会价值观念的侵袭,而疾病书写恰好隐喻了对特性的日常生活的沉沦与超越的两难处境。最后,在阎连科“耙耧系列”的疾病书写中,个体被塑造为以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反抗死亡的存在主义主体,隐喻了人类普遍境遇中文明与自然、生与死的永恒对抗。现代主体的文化设计来源于人对自身有限性的认知以及对这种有限性的想象性超越。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疾病书写与现代个人主体的历时嬗变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有限性的想象性超越不可能带来一劳永逸的价值确证,无论在何种社会历史语境与关系情境中,现代个人主体总会面临各种解体性的威胁,但是,这些解体性的力量恰恰印证了现代性与生俱来的使命:通过断裂与危机来创造的意识。现代主体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