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地理学、数学、物理学、生态学、系统科学等有关学科理论，根据实地调查的大量农户数据，从微观视角对村域人地关系系统进行了定量分析，用人地关系系统熵来表征人地关系系统的状态函数，用熵变来反映人地关系系统的发展变化，用熵流来表示人地关系系统各空间型式地域主体之间的流动。从微观地域、微观个体视角，提出了村域人地关系系统相应的调控措施。全文除前言外，共分为七大部分。 第一部分，综述有关人地关系研究成果，在介绍有关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区域人地关系系统的研究文献进行相关评述，对国内外人地关系的思想变迁进行了梳理，并概述了人地关系系统的研究内容、特征、结构、功能及其影响因素等。在界定村域人地关系系统的边界、尺度、基本组分、结构与功能、状态与演进的基础上，阐明了微观视角、自然村域、调研农户选取的科学依据，并对调研村域的人地关系状况做以简要介绍。最后介绍了本文的数据来源及其数据处理等。 第二部分，量化分析了村域人地关系系统中的人类活动无序度。以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为标准选取了反映村域农户活动无序程度的52个相关指标，采用改进的熵值法进行指标体系的赋权，通过设计的农户活动无序度模型，量化评估了调研村域的农户活动无序度。分析结果显示，在村域农户活动类型中，以工业生产活动对环境所产生的无序影响最大，其次为农户商业等活动、农业生产活动、农户自生产与生活活动；吴沟村、滹沱村、孝南村1990年、2002年农户活动无序度均表现出依次增大的特点；在农户季节活动变化中，吴沟村、滹沱村农户活动主要集中于两个传统的农忙季节，而孝南村则相反，在传统的农忙季节里，农户活动强度反而较小，而在春节前后，农户活动则较为频繁；在农户活动月份差异中，滹沱村最大，吴沟村其次，孝南村最小；在农户活动年际变化中，孝南村变化最大，其次为吴沟村，滹沱村最小。 第三部分，村域承载容量受制于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及由人类所创造的历史积淀的人文承载量等。本文研究表明，吴沟村、滹沱村、孝南村的承载容量依次增大。在1990年村域承载容量的结构中，自然承载、人文承载贡献相当，到2002年，人文承载贡献明显增强。1990至2002年村域承载容量变化中，吴沟村、滹沱村、孝南村的承载容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孝南村增长最大，滹沱村其次，吴沟村最小。在承载容量结构的变化中，人文承载增长更快。就本文所选指标、所选方法的总体评价效果而言，村域人文承载容量的增加大于其自然承载容量的损失量。而三个村域的差异在明显扩大。 第四部分，描述了村域人地关系系统的状态与动态变化。村域人地关系系统具有耗散结构特征，在人地关系系统态函数——系统熵基础上，提出了人地关系系统变化的判据——熵变。村域人地关系系统各地域空间之间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熵流，进而影响着村域人地系统的状态与动态变化。在所调研的三个村域中，2002年村域人地关系系统嫡的总体平均水平为负值，表明，对调研村域人地系统整体来说，村域的人类活动无序程度目前还没有超出村域的承载容量。其中，溥沱村人地关系系统相对和谐，吴沟村人地关系系统也较协调，而孝南村人地关系系统则相对失调。2002年，溥沱村人地关系系统最富有弹性，孝南村其次，吴沟村最小。在村域人地关系系统变化中，调研村域系统嫡值有一定增大，说明调研村域人地关系基本上是朝向不可持续方向发展的。从各项环境监测指标的数据变化中也可证实这一点。其中，吴沟村退化程度最大，孝南村其次，淖沱村最小。三个调研村域人地关系系统变化的瓶颈因素有显著差异，吴沟村为水资源医乏，淖沱村为小农意识浓厚，孝南村则受制于新技术的应用不足及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等。 第五部分，在所调研村域，农田系统是村域人地关系的重要反映之一，从农田地块投入产出及效率视角，探寻了相应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地形因子(如农田地块的高程、坡度、坡向、坡型、坡位等)对村域农田系统能量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呈现出一定的变化特征。吴沟村、淖沱村、孝南村三个村域的农田系统效率依次降低，其相应的农田系统产投比依次为0.50:1、2.41:l、7.92:1。研究发现，调研村域不同作物种植的农田系统类型中，玉米的产投比均大于小麦，但三村差异显著:吴沟村>溥沱村>孝南村。在水浇地、菜地、旱平地、早坡地等类型地块中，农田系统能量产投效率依次降低，即水浇地>菜地>旱平地>旱坡地;其产投比依次为3.29、2.92、2.49、0.40。研究发现，农民对农田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与农民的经济收入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农户的非农业收入越低，对农田的投入也就越多。 第六部分，村域人地关系系统调控，从微观个体(农户、企业、地方政府)视角，制定相应的调控方案。农家庭院对村域人地系统起到重要作用，建议发展庭院经济、绿化庭院空间、丰富庭院文化等。农田对调研村域起着重要作用，建议要制定相应的农田措施，如:合理的农田种植结构、执行秸秆还田、广泛采用节水技术等。在地方企业管理中，要加强企业绿色生产、改进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