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于2010年超越美国制造业占据全球第一位置,并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加速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制造业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由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高度集聚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由此也形成了制造业“极度东倾”的产业格局。然而,伴随着产业集聚度的不断上升,也带来了区域发展差距扩大、要素价格上涨、过度竞争以及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意味着现有的发展格局不可持续,我国制造业发展将进入以空间结构调整和技术结构升级为核心的深度重构阶段。本文在系统回顾评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中的要素相对价格概念引入空间经济学关于产业集聚和区域转移的理论体系中,并将其内涵拓展为同一要素区域内外相对价格和不同要素之间相对价格,用于分析产业过度集聚引致产业区域转移和技术升级的内在机制,从而构建了一个包括相对发达地区、相对落后地区、高技术产业和一般技术产业在内的产业集聚、区域转移与技术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这一框架下层层展开研究。首先,本文在简要分析我国制造业发展整体情况的基础上,综合利用行业集中度、区位熵指数、空间基尼系数和EG指数等方法,从区域和行业层面测度了2001-2011年我国制造业的聚集及扩散态势,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大致上在2005到2008年从集聚过渡到扩散。在制造业空间格局发展变化的同时,其内部行业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总体上体现出从低技术水平向中等技术水平攀升的特征。接下来,论文基于2001-2011年分省统计数据和分产业统计数据及可以有效克服内生性问题的两阶段系统GMM方法,分别从区域和产业层面对我国制造业集聚发展过程中的发展效应和拥挤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整体而言,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同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成长均存在着“倒U”型关系,意味着我国制造业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集聚；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同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而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同经济增长则显著正相关；分产业来看,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4个行业已经表现为过度集聚。对产业集聚技术进步效应的检验发现,我国制造业集聚度每增加1%,将会促进技术进步指数增长0.55%。再接下来,论文针对4个过度集聚产业,在构建产业梯度转移系数基础上,利用2001-2011年分省统计数据,分别测度了30个省份这4个产业的产业梯度转移系数,为过度集聚产业的区域转移提供经验证据。结果表明：纺织业应主要从辽宁、上海、江苏和浙江向福建、湖北和宁夏等地转移；造纸和纸制品业应主要从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向福建和湖南转移；通用设备制造业应主要从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浙江和广东向辽宁、山东和四川转移；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应主要从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山东和广东向福建和重庆转移。最后,论文从产业升级的角度将制造业分为一般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利用2004-2011年分省数据和两阶段系统GMM方法,实证研究了产业集聚对两类产业成长影响的差异,发现一般技术产业集聚同产业成长呈“倒U”型关系,且东部地区的多数省份已位于下降通道；而高技术产业集聚同经济增长虽也表现出“倒U”型关系,但仅有广东省位于下降通道,表明通过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带动区域产业技术升级仍具有可行性。进一步对高技术产业集聚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交通便利度的促进作用最大,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次之,企业规模的作用再次之,然后是对外开放度。基于此,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通过引导高技术产业合理集聚促进地区技术升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