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新闻事业于十九世纪早期进入中国知识分子视野，成为他们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扇窗口。报纸作为舆论领袖所释放的巨大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是让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吏神往不已。西方新闻思想、办报理念和著名的报纸也极受中国报人的推崇，它们被嫁接到中国近代历史文化背景之上，催生了国人办报的第一个高潮。 《泰晤士报》是最受国人景仰的西方报纸之一，屡屡见于中国报人有关报业的论述文章中。晚清报人认为《泰晤士报》通过杰出的论说文章，影响政府决策和民众舆论，拥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是当之无愧的舆论领袖。由于近代中国特有的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以及报人们个人的经历，他们对于《泰晤士报》的理解也存在着不少的偏差。而被重构了的《泰晤士报》，却正是中国报人进行新闻实践活动的模版，承载了他们对于新闻事业的理想。以王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借助办报鼓吹改良变法思想，充分发挥了报刊舆论阵地的功能。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中国报人心目中的《泰晤士报》，比照历史中的《泰晤士报》，结合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历史背景和报人的办报活动，梳理《泰晤士报》备受中国报人青睐同时也遭到某种程度的误读的原因，总结《泰晤士报》对于晚清乃至以后的中国报人新闻思想和办报实践的影响，从而阐释晚清报人对于新闻事业偏重政治实用功能的价值取向，以及在办报活动中始终体现的文人论政的传统。这种价值取向和从业传统，在今天的新闻界仍留有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