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深入理解中国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的关系,并且探索如何综合使用生物医学与医学人类学视角来解读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预防问题,本研究围绕由滇西某高速公路(以下匿名简称为滇西高速)建设引发的人口流动,在多点民族志的研究框架下展开了关于艾滋病风险的民族志调查与写作。通过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多种研究方法关注筑路工地人群、性工作者和工地周边社区,在其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中深入剖析各个群体所面临的艾滋病风险,全面展现公路沿途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风险的关系。研究主要发现,与滇西高速建设有关的人口流动主要引发了两类艾滋病风险。第一类是显性的工地人群与商业性性行为有关的性传播风险。随着公路建设开工,沿线城镇的新建娱乐场所增多,商业性性工作者人数上升,一些性工作者已经形成了跟着基建工程流动的从业习惯。而筑路工地人群中确实存在对商业性性服务的需求,在枯燥、缺乏娱乐、与家庭和固定性伴侣长期分离的工地生活中,寻求商业性性服务作为一种解决生理需求、满足心理需求、促进商业应酬的娱乐元素被合理化。在工地各职业群体中都发现了从事商业性性行为的比例,而且他们普遍具有侥幸心理与低估风险的倾向。第二类,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隐性风险——工地人群与周边村落艾滋病风险的传递与叠加。滇西高速途经广大的经济发展不均、社会文化特征多元的滇西农村地区,通过对公路沿途的龙村、芒村和马村三个村落的调查,发现了工地流动人口与周边艾滋病风险的多重关系。在高速公路修建之前,由于区位、社会文化和生计结构的不同,这三个村落已经各自具有独特的艾滋病性传播风险与疫情。贫困农业村龙村的疫情与风险主要跟村民前往德宏等艾滋病高流行区的打工传统,以及村里特殊的跨境婚姻“缅婆”现象有关;农业发达的傣族世居村芒村的风险与疫情和当地“汉傣”文化中开放的婚前/外性行为有关;靠近城区的马村的风险与疫情受其高度发展的多元非农经济与快速城镇化的周边环境影响,主要与有序劳务输出有关。高速公路开工以后,三个村寨都与工地人群和新增性工作者产生了各具特点的互动。一方面,工地人员与村民的互动延续和加剧了村寨中原有的艾滋病风险;另一方面,工地人群、新增性工作者、周边村寨村民通过相互之间多种形式的多性伴行为被连接到同一个性的社会网络中,他们的风险也因此传递、叠加,再生产出新的风险。同时,本研究发现工地流动人口面对这些危险因素时绝不是一个均一的群体。以显性风险为例,从艾滋病知识与发生商业性性行为的比例来看,各个职业人群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工地上人数最多、处于最底层的非技术工人,最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但也是发生商业性性行为最少的群体。技术工人群体发生商业性性行为的比例稍高,自我保护意识也稍强。与之相对的,工地最具有职业优势的群体,如项目部管理人员、监理,虽然艾滋病知识掌握程度最高,却因为与权力滥用商业贿赂有关的各种应酬成为发生商业性性行为较多的群体。包工头、司机由于各自特殊的职业性质,则是工地人群中发生商业性性行为比例最高、且相对缺乏艾滋病预防知识的群体。本研究从多个利益相关群体的角度,全景化、立体化地展示和剖析与滇西高速建设有关的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风险的多种关系。笔者认为与其说是人口流动导致了各种艾滋病风险,不如说是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贫困、不平等权力、社会发展不平衡、特殊文化等多种因素导致了不同形式的艾滋病风险,而人口流动并不是推动艾滋病传播的根本动因所在。在这些主要发现和结果的基础上,本文对以往生物医学、医学人类学和一些跨学科艾滋病预防理论模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补充,也为艾滋病预防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第一,纯生物医学“知-信-性”模式下的艾滋病预防理论忽略了除了个人理性以外,政治、经济、社会关系、文化等外部因素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和塑造作用。第二,医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视角,在注意到宏观层面上边缘弱势群体与艾滋病感染的关系同时,还应当在更微观的领域考察相对的、层层嵌套的边缘与中心、弱势与强势的二元关系,在涉及商业贿赂与消费能力门槛的情况之下,最边缘不一定是最高行为风险所在。另外,在使用“艾滋病脆弱性”模型等跨学科理论时,有必要把行为的危险性与应对能力的高低(脆弱性)作为两个概念和指标区分开来,并以此为生物医学与医学人类学艾滋病理论、实践的结合点,更细致地解构人群面对艾滋病时的不同状态,实施具有针对性地预防干预措施。最后,笔者在本研究多点民族志实践的基础上,对这种新型民族志方法提出讨论。虽然多点民族志方法在研究艾滋病问题时可以展现疾病/风险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多个地点/群体之间存在的多层次的、多元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有助于拓展人类学艾滋病预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与合作空间。然而,多点民族志的实践规范与衡量标准,以及研究者在多视角、多身份间进行转换的风险与挑战还是有待进一步讨论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