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对教育有一根本看法——“教育即生长”①。这里的生长更多的是指一种精神上的成长，而且这种生长不是由外部强加进来的事情。在杜威看来“只要个体与生活相互作用，就会有自发的成长”。②“遭遇”便是一种能够能促成个体发生这种生长的生活事件。人们一般视“遭遇”为那些逸出正常生活轨道的非正常事件，认为应该极力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一旦发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归咎责任或者竭尽全力度过那些慌乱、糟糕的时刻。只有存在主义以其穿越世俗表面的洞察力发现“遭遇”存在于人的生命本质当中，不可避免。存在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偶然间被抛到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中的，它鼓励个体勇于自我选择，并承担责任，最终赋予自己的人生独特价值，在它看来直面“遭遇”正是个体作出选择，赋予生命特殊意义的时刻。“遭遇”不可预知，具有偶然性；“遭遇”实存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几乎每个人都与它打过交道，它的发生又有必然性；“遭遇”是促使个体进步的动力机制，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于生命体的不断成长来说也同样必不可少。面对“遭遇”，人们一般会呈现三种反应：或者畏惧、退缩、萎靡不振，从此失去生活的勇气；或者努力克服遭遇，尽快扭转一种糟糕的局势，使生活回到正轨；或者坦然的接纳“遭遇”，将“遭遇”看做是一种能够提升自我生命力量的催化剂。面对“遭遇”，我们期待个体作出积极的选择，增添生命的力量感。由于受教育者身心发展具有不成熟性，因此当“遭遇”发生时，对受教育者进行适当的引导是非常必要的。毋庸置疑，当下的生命教育、自我教育、挫折教育本应是增加学生生命力量感的教育，但是由于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种认识错误及其他一些问题，这些教育并未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些错误和问题包括：将“生命教育”理解成为“保命教育”的代名词，致使“生命教育”偏离了其增添生命力量感的初衷；“自我教育”不加甄选的强调自我，导致学生的自以为是，自我至上情节严重；“挫折教育”中人为制造学生遭受挫折，还是未能逃脱控制教育的巢窠。而正确认识并全面把握“遭遇”的教育价值，可以从更为深刻的层面重新审视这些教育，并有助于这些教育的有效开展。认识到“遭遇”的强大教育价值的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遭遇”消极性的一面也是确凿存在的。“遭遇”之于个体，正好似尼采的思想之于人类，乃是一股来自高出人类六千英尺的高寒之气，没有健硕的体魄很难抵御这种高寒之气。怎样才能很好的驾驭这股力量而又不被其所伤呢？事实上，受教育者良好的教养以及教育者的信任则是使个体面对突如其来的“遭遇”有足够抵抗力的利器。我们呼吁个体在“遭遇”中练就强大的灵魂，但内心的强大并不意味着面对将来可能的“遭遇”变得麻木不仁。也许“遭遇”对这种麻木不仁的状态没有任何威胁力，但是这种状态中的个体是无能于生命力之提高的，甚至是使生命力走向枯竭的一种姿态。因此，经历“遭遇”后，我们要警惕麻木不仁的这种状态，始终保持对生命的敏感与热忱，就像始终保持生长姿势的树木一样，不论风调雨顺还是干旱少雨，只要有阳光雨露就应不断向上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