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字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特征,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成本、技术创新等角度,可以发现,二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新时代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消极退出的方案不再可行,进行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经济则可以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产生的影响。现有研究很少综合考虑二者对贸易出口的影响极其内部机制,因此,本文在充分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基于数字经济与服务贸易的紧密联系,探讨了数字化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本文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字经济、服务贸易出口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进一步探讨三者的内在联系,初步阐明本文的研究主题。在此基础上,本文简要分析了我国的数字化和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将数字经济划分为数字化基础资源、数字化应用、数字化环境三个维度,构建了包含16个二级指标的数字化指标体系,并用熵值法测度了三个维度的数字化指数以及我国数字化综合指数。在理论层面,在理解规模经济理论、多元化理论和贸易中介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数字化促进服务贸易出口过程中存在的路径机制。在实证层面,本文从国家维度,以2009-2019年中国对34个贸易伙伴国（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数据为样本,验证了数字化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的促进作用,通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计算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水平”进行回归,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数字化发展阶段、贸易伙伴国（地区）是否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伙伴国（地区）是否为发达国家三个角度出发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进入2016年以后的快速发展阶段,数字化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带动作用下降;对于“一带一路”贸易伙伴国和发达国家,数字化水平对服务贸易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强。最后,本文还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此过程中的正向调节作用、货物贸易的中介效用,并采用服务业十个子行业的出口数据,验证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调节作用和数字化对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的行业异质性,发现数字化水平对现代服务业的出口促进作用更强,对于传统服务业的影响力度较弱。本文考察了数字化水平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并探讨了相关机制,完善了相关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服务贸易的转型升级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