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东北N县H镇S村为分析个案，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了S村农民与政府征地冲突持续性的问题。在以S村个案“厚描”的基础上，本论文又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相应拓展，以便进行比较研究。在时间上，不仅考察了S村征地冲突的兴起（2007-2010）与持续（2011-至今），而且，在征地冲突之前，考察了征地之前村庄的历史沿革、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1949-1991），以及征地之初的顺利征地；之后，又对S村征地冲突的未来进行了预测。在空间上，不仅重点关注了S村的征地冲突事件，而且也关注了H镇周边的其它村庄，以及S村与长春相邻一些村庄的土地冲突问题。在视角方面，本文采用了“结构-行动”并重的方法。即借鉴赵鼎新提出的宏观结构视角：变迁、结构、话语，又借鉴图海纳的“行动者的归来”。在变迁方面，不仅考察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冲突的兴起以及持续的影响，而且也考察了国家结构、征地制度以及话语变迁，对冲突持续性的影响作用；在结构方面，考察了整个土地的征用制度，以及纠纷处理机制，对冲突持续的影响；在话语方面，考察了农民从传统话语（生存话语）-国家话语（体制内话语）-外来话语（挑战性话语）的转变。以及，政府在使用“集体主义”话语的日渐式微和转向需求。而本文的另一个线索就是，作为冲突双方的农民抗争者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行动”，始终贯穿故事的始终。在这种双重的视角下，更加清晰地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H经济开发区成立，S村处在开发区规划的工业区腹地，征地陆续展开。征地之初，因农业税赋繁重，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多数成年劳动力另谋出路，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份额极小，土地“不值钱”，村民都乐于“被征地”。但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农业赋税逐渐减轻，乡镇企业式微，征地价格逐渐上涨，土地越来越值钱，村民逐渐不愿意被征地。自2007年伊始，H经济开发区大规模征地，导致征地冲突兴起。农民从自发抗议到有组织抗议的形成，并采取了多种抗争策略与剧目。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也采取了各种应对策略，致使有些冲突矛盾“被摆平”，而有些冲突反而愈演愈烈，持续发酵升级。在S村征地持续冲突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民的抗争表现的比较原始和传统。例如采取“以死威胁”、“暴力抵抗”、“集体闹事”等方式。采取的话语也是传统的“保护土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等生存伦理话语。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依（以）法抗争”阶段。这阶段的特点是有步骤的信访、复耕、向媒体爆料、举报等，多数是在法律的框架内采取行动，尽量避免触及法律红线。抗争话语转变成利用国家话语，体制内的话语。第三阶段是出现了冲突转型和挑战性话语的苗头。当利用“国家话语”进行抗争失效之后，农民代表组织试图要借助境外媒体和寻找人权组织。外来话语成为其抗争的工具或抗争意识。目前，S村持续冲突的走向有两点：当政府刚性“维稳”时，有出现克里斯玛精神的激化和民粹主义风险；当政府及时进行结构制度调整，会出现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较为规范的社会运动，而这有利于征地冲突向良性轨道发展。通过研究发现，产生征地冲突及持续的原因较为复杂，在宏观上表现为“结构-话语”未能随着社会变化而相应的变化，在微观上表现为冲突的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冲突的持续，诸多其他因素掺入，使冲突升级且难以解决，最后走向了危险、暴力、极端的边缘。在宏观上要想解决冲突问题，使持续的冲突走向良性的轨道，需要在制度层面上进行相应的变革，调整“结构”与“话语”的革新内容和速度；在微观上，建立一种调节机制，让冲突的持续走向消解，避免升级为暴力化；然而，不管是宏观变革还是微观的调节机制，其核心是不断调整国家与农民不合理的权利配置，这种权利配置需要在法社会学视角下，有步骤地进行。本文尝试实现两个突破：一个是在概念创新方面，根据科塞的“冲突持续命题”，提出了“冲突持续性命题”。虽然“冲突持续”与“冲突持续性”之间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所关注的内容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塞的“冲突持续命题”只关注冲突时间的长短，而本论文中，冲突时间的长短只是一个维度。本文将冲突的持续性理解为，冲突自产生以来，双方主体之间始终维持着一种激烈或非激烈的、对抗或非对抗的过程或状态。本论文不仅对冲突持续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而且考察和分析了冲突持续性的原因和条件、进程和影响；二是提出了解释冲突持续性的“结构-话语”框架。“变迁、结构、话语”以及“行动者”，都对S村征地冲突的持续性问题造成影响。然而，笔者对诸多要素进行简要分析后，不仅对S村征地冲突持续性做了微观分析，而且提出了衡量和解释征地冲突持续性问题的“结构-话语”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