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人类在享受工业化和信息化带来的丰富成果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风险和不幸，在此背景下，大规模侵权事件开始出现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大规模侵权是指基于一个不法行为或者多个具有同质性的事由对多个个体以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侵害行为。相较于传统侵权，大规模侵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受害人具有多数性；二是侵权行为具有“同质性”；三是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虽然大规模侵权明显不同于传统侵权，但基于其既可能发生在无过错责任领域，也可能发生在过错责任领域，所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法律规则中，大规模侵权都不被作为一个单独的侵权类型，更没有专门性或者体系性的法律规则。大规模侵权涉及受害人人数众多，损害后果严重，在造成个人财产和人身损害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大规模侵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现象，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因此研究大规模侵权的救济机制显得尤为必要。目前大规模侵权在国外许多国家不管是从诉讼法途径还是从社会化救济途径都取得了实效，如集团诉讼、责任保险制度、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基金等。在我国，是否引入集团诉讼成为当前利用民事诉讼解决此类案件的一个争议点。目前，集团诉讼在美国等国家的大规模侵权救济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充分证明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然而遗憾的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现有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迄今为止很少被利用于此类案件。在社会化救济方面，在我国现行责任保险法律中，只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险、沉船打捞责任险、船舶污染强制责任险为强制责任保险。责任保险覆盖面低，承保范围有限，同时责任保险作为大规模侵权救济模式还存在诸多技术障碍。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我国在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基金上做了有益尝试，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基金在我国现有制度中缺乏法律支撑，其能否在类似大规模侵权事件中得到有效适用还是未知之数。鉴于此，本文认为，我国在应对频发的大规模侵权事件时，应当建立多元化的大规模侵权救济机制。作为一个涵盖诉讼救济、社会化救济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多元化的大规模侵权救济机制能够有效整合各种救济模式的优点，用多元化、综合化的救济方式，最大限度保障受害人获得损害救济。构建大规模侵权的多元化救济机制，我们需要：1.完善民事诉讼法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扩大代表人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修改受害人的权利登记制度，赋予法院判决有限制的扩张性，以简便诉讼成本。同时，在大规模侵权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减轻或者免除受害人的举证责任，更好的保障受害人的救济；2.完善责任保险制度，明确规定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以非因故意所致的财产性损害为限。增加高危行业强制责任保险的适用范围，在一些大规模侵权高发领域成立专门性承保机构，以应对此类领域大量爆发的大规模侵权事件；3.构建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基金制度，完善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基金的相关立法，规范基金的运作和管理，为大规模侵权受害人的救济提供一条新的选择路径。应当指出的是，大规模侵权的多元化救济机制，并不是多种救济模式的简单相加，而是内部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构建大规模侵权的多元化救济机制，必须要明确民事诉讼、责任保险和救济基金的适用关系，以充分发挥多元化救济机制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