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是一个经济学的传统命题，而政府与劳动力市场的边界问题则在理论界鲜有专门著述。本文基于劳动经济学、不完全契约等理论，试图较为系统地探索政府和劳动力市场边界理论，并引入第三部门的分析，构建全面的政府与劳动力市场的边界体系，从理论上初步回答关于政府与劳动力市场边界的定位、推移和创新等问题。　　 劳动力资源具有其特殊性，由此使得劳动力市场成为一种特殊的要素市场，这也导致政府与劳动力市场间的边界是一个既有互补关系又有替代关系，还有(由第三部门和部门间合作填补的)空白地带的复杂体系。静态地看，根据剩余控制权理论，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同领域的效率、质量、评价的重要性各不相同，而不同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劳动力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在这三方面也有各自的优势，所以效率、质量、评价这三者谁的重要性权重最高，将直接决定具有最低社会平均成本的(最优)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是哪一者。　　 动态地看，在不可逆时间维度上的竞争与学习的劳动力市场演化过程中，劳动力的买卖双方都在努力发现潜在的利润机会，这使得劳动力市场与政府的动态边界更加复杂。通过相对定量分析可以发现，个人主义文化的均衡劳动力市场规模小于集体主义文化的均衡劳动力市场规模。而政府与劳动力市场最和谐稳定的关系，是一个维护劳动力市场公平正义(底线公平)的保守型政府。三方的合作也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合作的深度不断变化导致合作形式发生的演化，也正是政府与劳动力市场动态职能边界推移的过程。　　 在转轨国家，其边界的推移路径为总体趋于市场化；局部市场化有快有慢；合作深化由快到慢，边界制度多样化。通过建立模型可以发现在转轨期间，对卖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应当在事前规制中扩展政府边界以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劳动力市场秩序，而在市场化成熟期，应在维护底线公平的前提下收缩自身边界：稀缺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各种合作方式在深度上应在转轨初期加快推进，在成熟期减缓推进，且合作形式应不断多样化；出于非效率目标(安全等目标)，政府对于高级卖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边界应不同于对普通卖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边界，普通卖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放松速度可以相对加快。　　 具体到目前的中国，在劳动力市场与政府边界的定位中，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边界相对发达国家规模边界更宽而职能边界更窄；“残缺性失灵”需要政府不断加强对劳动力市场完善、规范和扶持的力度；边界推移的方向应是政府的先进后退：从政府加强弥补转轨中的劳动力市场的失效和不足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逐步退出业已发展成熟的劳动力市场系统，只需要积极维持劳动力市场的底线公平；边界推移的速度是有快有慢，在腐败严重的领域，放缓边界推移的速度，在政治补贴(利益集团)严重的领域，加速边界推移的速度。总之，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与政府间适当边界的推移，是一个总体上迂回的、推移过程较长的；局部和不同层面上有收有放的、速度上有快有慢；合作深化由快到慢、边界制度多样化的分阶段式移动过程。这个结论也适用于中国卖方劳动力市场转轨的模型。　　 在实践中，由于边界的推移或者说重新划分不仅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具体方式的改变，也是劳动领域的权力和权利的重新分配，它当然地会触及到各个方面的切身利益，从而造成边界推移受阻甚至转向。因此，基于多中心秩序的开放条件下各方商谈与合作的机制是解决边界划分中较复杂争议，尤其是对底线公平争议的切实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