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话语”凭借经济、政治、科学实力做后盾，形成一种笼罩全球的“话语霸权”，物质实力相对弱小的的民族和国家在强势“西方话语”的全方位渗透下日益“失语”。“西方话语”对中国的渗透事实上从20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了，而在历史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以来人们对中国史的描述基本上是以“西方话语”为中介进行的。如何在“西方话语”的包围中重建本土史学、重现属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界享有盛名的“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实质就是使用“西方话语”对“中国历史”进行解析而产生的分歧，体现了“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于越来越频繁地接受“西方话语”冲击的中国史学研究不无裨益。 所谓“五朵金花”，是指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史学界围绕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的大规模讨论和争鸣。回顾“五朵金花”问题讨论的兴衰过程，考察其与西方话语的广泛联系，有助于推进对20世纪学术史、特别是当代50年学术史的研究，对当前的学术研究亦能提供一些借鉴。“五朵金花”在这里是被看作学术史研究的一个个案，而非在“历史理论”意义上要求回答、解决的几个命题：如果说当年“五朵金花”所讨论的问题是“思辨”性质的问题的话，那么这里则是在“史”的意义上的问题探讨。换句话说，这里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参与五个命题的讨论，而是在知识论意义上去探寻这五个问题提出的过程，去分析它们身上体现的“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 “五朵金花”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为依托分析中国历史而产生的一组命题。而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众多进入中国的西方社会思潮的普通一种。在西潮汹涌的背景下，绵延2000余年的中国正史体系被打破了，并被一步步拖入西方话语系统，新史学思潮蔚然兴起。外来观念、术语改变了中国人对历史的描述，最终控制了对中国历史的表达。20世纪前半期“西方话语”与“革命话语”的交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话语系统的形成，并最终取得了史学界的核心地位。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此后开展的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为“五朵金花”的盛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理论土壤。“五朵金花”在这种语境下应时而生、应势而起，并受既定理论预设的限制。特定社会环境下的“革命”诉求成为“五朵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