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文坛在先后经历了第一次战后派、第二次战后派和第三新人、个性化作家等的更迭之后,于20世纪60年代迎来了《作为人》杂志的诞生。高桥和巳便是集结在《作为人》杂志周边最有名的作家之一。这个作家群体反日本的“私小说”传统,直面社会问题,介入社会矛盾,对政治、国家、社会和人都有着深入的思考和探讨,高桥和巳正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他以真诚的态度和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创作当中,从十八岁第一次投稿到三十九岁溘然长逝,在他二十年的创作历程中,写下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评论、研究论文等,同时还有与他人的对话集数本,可以说留下了庞大的作品群,为后人构建了巨大的思想宝库。忧郁像是他的宿命。他的老师埴谷雄高称呼他为“苦恼教始祖”,“忧愁”“破灭”等词语都已经成为了他极具特色的标签。他的这种忧郁和苦恼,来自于他深刻的社会责任感,来自于对60年代日本政坛的不信任感和对日本未来社会的担忧。他将自己比作“终其一生战斗的阿修罗”,希望通过笔端打破日常生活中的限制,对抗人们习以为常的秩序,批判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1970年,河出书房新社在作者生前的最后时光推出了全十卷的作品集,收录了作家的六部长篇小说以及部分中短篇小说、评论集、中国文学论集。鉴于高桥和巳认为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够更加充分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因此本论从作品集中选取六部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对文本进行分析,通过分析考察以下问题:1、作家的反秩序思想和斗争精神源自何处;2、长篇小说是作家对抗社会秩序的主战场,作家通过长篇小说批判了日本战后的哪些问题,触及了社会的哪些痛点,表达了怎样的反秩序精神,即作家的反秩序思想是如何通过长篇文学进行体现并获得时代意义的;3、作家在六部长篇小说当中所进行的思考是如何进行衔接和转换的。要解决以上问题,本论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进行论述:绪论对日本战后文学在高桥和巳登场之前的脉络进行梳理,确认作家在战后文坛的位置,并大体概括作家的登场和谢幕情况;对现有有关于高桥和巳的先行研究进行总结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研究的意义、研究方法和思路。第一章主要解读影响高桥和巳作品的几个关键,同时对其战斗和反秩序精神的来源进行解说。少年时代所生活的贫民窟是高桥和巳的“原风景”,这给了他大量的创作来源;战后60年代日本政治的波云诡谲为作家提供了思考的动力和批判的对象;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一方面为作家提供了可以学习借鉴的创作文体,同时影响了作家社会责任感的生成;埴谷雄高的作品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阅读促使作家对社会进行深入并持久性的思考,同时这两位作家的创作特色部分影响了作家的写作风格。第二章到第七章是针对六部长篇小说所进行的文本分析。其排列是按照作家动笔和创作的顺序进行的,反映了作家在时间的推移过程中对反秩序的不同侧面所进行的思考顺序。第二章《弃子物语》——反秩序的起点,论证了作为作家处女作的这部作品在其反秩序斗争当中的意义,正是反秩序的起点所在。这部作品混沌的表达风格也表现了作家尚不清晰的斗争思路。作品对于贫民窟温情的描写正是来自于作家本人对故乡的怀念,但也是作家对抗主流空间的一种姿态,进入养父母家的无奈与不安暗合了作家初入文坛时的摇摆情绪。尽管如此,作品中已经透露出对控制了家庭的强权的不满情绪,借助身体表达对抗的表现方式与作家通过静坐表达对日本当局不满的表现方式如出一辙。如果将这部作品与作家自己的“弃子”身份、贫民窟之原风景以及初入精英阶层的不适和默默的初步斗争结合起来看,它几乎囊括了作家从出生到少年再到刚入大学时,自身最初的斗争经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秩序的起点”。第三章《忧郁的党派》——不能忘却的记忆,论证了作家构思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对时代的思考。从对贫民窟的持续性关注上来说,很像是《弃子物语》的延续,但是作家已经将《弃子物语》当中略显混沌的感情具象化,从对少年的不舍走向了对青春的回忆和感叹。他所希冀的青春不同于“太阳族”的青春,而是思辨的青春,是直面社会问题的理性青春。同时这部作品还对作家长篇小说中大量出现的“罪”进行了明晰的定义,即经历了战争却存活下来的“存活之罪”,作家希望通过文学创作来承担社会责任并赎罪。无论是青春还是“罪”,都是不能够忘却的记忆,这也是高桥和巳在时代中率先吹响的反秩序号角。无论是少年的经历还是青春的记忆,作家早年的两部作品在写作技巧上都还不够成熟,在反秩序的道路上均呈现出热情和冲动的一面,可以看做是作家打破陈规的初步探索。第四章《悲之器》——关于法与权力的多重思考,走出了少年时代和青春的回忆,作家的思考更加深刻和复杂。这部小说用复调的呈现方式消解了小说主人公只作为观察主体或被观察客体的单一视角,使作品呈现出更为深层次的内涵,展现了作者对法律与权力、权威,理想与现实的多重思考。复调的叙事形式包含有大量的对话。其中的大型对话,通过在情节设置上对不同形式转向的对比,讽刺了用法律制约所谓“预防思想犯罪活动”的可笑性,比以往以转向为对象的文学更进一步具有了行动性;微型对话的第一种形式,文中主人公对于两个情人之间的犹疑性独白实际上凸显的是作者内心对社会主义的憧憬和预感最终无法实现的悲哀;另外一种主人公与他人对话的形式,批判了战后日本法律与权力同时走向扭曲的现象。第五章《邪宗门》——日本主体性的寻找,是作家长篇小说中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史诗”般的巨著,是作家对日本战后社会偏离轨道、找不到主体性所进行的集中而深入的一次批判。作家在这部作品当中塑造了一个与日本的自然情感息息相关的、土生土长的宗教教团,对隐喻了日本共产党的“千叶洁”这一与教团无土地牵绊、无宗教联系的单薄形象对教团盲目的引导乃至走向灭亡的过程进行了批判;对宗教教团当中自由实则无奈的各种政策描写,实则暗讽了战后美国对日本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美式改造;对侵华战争进行了一定的反思,认为这是明治时期开始脱离了日本传统的天皇制所导致的恶果。最后寄希望于“阿贵”这一普通的日本女性形象,希望在战后的发展中能够重新找回属于日本的主体性。中期的两部作品无论从内容还是写作技巧上来说都日臻成熟,可以看做是作家的代表作。从反秩序的角度来说,内涵丰富深刻,且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第六章的《我心匪石》和第七章的《日本的群魔》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日本走向经济高速发展道路之后的作品,描述了稳定和太平背后的潜在问题和危机,比起直接描述政治斗争和矛盾,作家晚年的思考显得更加沉稳。其中《我心匪石》以地方城市为切入口,描述了在新旧对立已经颇为普遍的地区,近代科学理性渐渐占据上风,同时有操之过急之嫌疑,但是与此同时,以工人运动为代表的政治运动,以及普通地方人们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前近代时期。作品详细叙述了一场工人罢工运动的始末,通过这个事件透露出工人话语权的欠缺。但是小说最后并没有像其他作品一样走向完全的毁灭结局,而是留下了主人公异地重启工作的可能,不断站在工人的一侧为其争取话语权,这正是“我心匪石”的题解意义。第七章《日本的群魔》从题目上看似改装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群魔》的名字,但是内容却并不相同,并不是陀氏作品的日本版。作品以一个嫌疑犯和一个调查嫌疑犯的刑警为视角展开描述,在故事发展过程中将两个立场本不同的人放在了同一方阵里,即他们同为因为正义和理想被隔绝在日本共同体之外的人,同时结合作品中其他因为各种原因脱落在政治共同体之外的人物形象,可见作家对于日本共同体排斥异己性的批判,同时揭露了日本“昭和元禄”时期所谓的和平与稳定的虚伪性。作家晚年的这两部长篇小说一改往日多重叙事的风格,内容相对集中,批判的内容也更为犀利,运用的题材比起同期作家更具有现代性,展现出作家在反秩序道路上所具有的前瞻性。反秩序作为贯穿高桥和巳一生的创作主题,是作家穷尽一生的追求。反秩序的具体内容都与时代密切相关,紧扣时代脉搏,同时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及深入性等特色。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高桥和巳对时代的反思更为积极,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力度更大,甚至对敏感问题也绝不迁就和回避,可以说是一位有良知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