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842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战败;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再次战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再次战败。19世纪后半期是中国一次又一次败于列强之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探索国家富强之路,努力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作为一种思想“舶来品”,国家主义思想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国家主义思想的传入,契合了近代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认识国家、认识社会的需要,契合了近代中国人寻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需要。国家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之后,与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相结合,产生了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形成了“中国式”的国家主义。我们可以发现国家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之初,国家被确定为政治共同体的最高主体,民众都是其中的一员,有义务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共同体,以应对西方列强的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这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对“国家主义”的理解和诠释。在五四前后的政治与思想语境下,将国家主义视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政治民主的理论武器。五四前后,中国社会“思潮”纷呈,各种“思潮”都显示出了强烈的现实冲动,纷纷组建政党,从事政治实践活动。中国青年党的成立和各地国家主义团体的出现,是国家主义思想走向政治实践的开始。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国家主义者有了更为强烈的理论自觉,他们围绕着国家主义的理论与主张,进行了深入阐发,“中国式”的国家主义理论体系逐步形成。常燕生是五四之后国家主义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长期担任青年党中央宣传部长、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职,他对国家主义理论的思考,具有卓越的建树,“在思想上赫然为国内三大思想派系之一大师”。常燕生以生物史观作为国家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以文化思想和政治思想作为两大枝干,试图为中国寻找一条走向富强的道路。本文结合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和几次重要的文化论争,探析常燕生国家主义思想的学理基础、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及地位等问题;并试图通过对常燕生国家主义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把握国家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情况。常燕生的史学思考是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需要更深层次的历史思考。第二、为了应对唯物史观的挑战,必须建构一套符合国家主义派需要的历史观。第三、为了建立系统的国家主义理论体系,必须有一套科学的史学理论。他吸收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孔德的社会学理论,以及西方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相关理论,创立了生物史观。他认为人类历史的演化与生物的演化具有某种相似性,生物演化的基本趋势是由无组织向有组织、简单组织向复杂组织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化也呈现相似的轨迹。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的演化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家族社会,部族社会,民族社会,国族社会。目前人类社会正处于国族社会阶段。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前期,常燕生在吸收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哲学有机论”,并在“哲学有机论”的基础上完善了生物史观。常燕生的政治思想建立在生物史观的基础上。依据生物史观的原则,人类社会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既要处理生命有机体内部的关系,也要处理生命有机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所以人类需要建立一个政治组织,管理社会的公共事务。每一个国民都是国家有机体内的细胞,都是国家有机体的基本组成单位,所以,常燕生及其青年党人主张“全民政治”,“全民政治”主张国家属于全体人民,一切政治都是为了人民,人民拥有各项直接或间接的参政权力。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常燕生将“联省自治”作为实现“全民政治”的重要途径。在30年代的“建国问题”讨论中,他反对蒋廷黻、萨孟武等人的“独裁论”,主张中国应该走民主宪政之路,民主宪政符合全民政治的原则。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常燕生撰文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性质及中国的抗战方略。他认为这一次中日战争是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它将决定中华文明的生死存亡。他呼吁中国应该实行“全民抗战”,将正面作战和敌后游击战结合起来。常燕生及其青年党人是抗战中民主宪政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抗战胜利之后,国际政治政治出现了区域集团化趋势,世界主义（国家主义）思潮在中国思想界再次兴起。常燕生依据生物史观认为目前人类社会依然处于国族社会阶段,国家是目前的基本政治单位。常燕生的国家主义思想,代表了五四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它既继承了西方的国家主义理论资源,也继承了清末以来的国家主义理论资源,结合新的时代环境,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表述。他对国家主义的抉择,既是人类历史法则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大势和本国情形的必然要求。就人类历史法则而言,目前人类社会正处于国家阶段,国家是人类共同体的最主要形式。就世界大势而言,最近两百多年的世界历史是人类走向国家主义的历史,这一历史阶段目前还在持续之中。就本国情形而言,要摆脱中国积贫积弱、政治衰败的境况,必须重建国民的共同信仰,新的共同信仰就是“国家主义”。常燕生的国家主义思想以“国家本位”、“国家至上”为核心价值理念,在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上强调国家高于民族,在国家与阶级的关系上强调以国家为本位,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强调国家高于个人,在国家与文化的关系上强调国家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常燕生的成就不在政治实务领域,主要体现在思想领域,在近代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想谱系中,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