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了崭新的苏维埃国家体制,它与历史上存在的一切国家体制有着本质的不同,是一个理想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但是,苏维埃体制脱胎于沙皇专制制度,其政治、经济、文化难免带有旧制度的痕迹。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初步展开,苏维埃国家最大的弊病——官僚主义便逐步地暴露出来,这引起了革命导师列宁的高度重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列宁时期官僚主义的研究多侧重于从作风角度入手,对于这一时期体制性官僚主义研究并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鉴于此,本文以列宁执政时期的官僚主义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探究新生的苏维埃制度中官僚主义产生、发展和带来的弊病,以图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和空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明基础之上的社会。列宁在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由于苏维埃国家政权不是直接建立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都高度发达的社会之上,因此它从一开始这个制度就没有能够杜绝官僚主义的滋生。同时,列宁认为苏维埃是人民自己创立的组织,是新型国家机关,是对巴黎公社经验的继承和发展,从而设计了未来俄国革命后的政治体制。这一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俄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具有浓厚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与有着民主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俄国就面临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三年内战的动荡时期,列宁在把自己关于苏维埃制度设想变成现实时,就开始不断修正出现的问题,以便符合俄国的实践。这样,政党政治取代了以前的设想,这种改变符合俄国的国情,对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也有借鉴作用。在列宁看来,苏维埃体制是与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国家性质根本不同的全新的国家。无产阶级阶级专政就其阶级本质来说,同官僚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就其历史使命来说,是要彻底消灭一切形式的官僚主义的。这绝不是说,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就能够立即消灭官僚主义。相反,在这个新型国家建立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拖拉、疲沓、官僚主义、笨拙无能的现象严重存在,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列宁提出了通过党对权力的控制和接管,即建立“政党政府”,国家和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等,都以上下级的关系服从党的机关。这样,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同时,由于国内外环境的不断恶化,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认识到,继续采用高度集权的体制,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政党政府”的领导体制开始形成了。这种体制的发展趋势促使官僚主义初露端倪,并越发突出显现在苏维埃体制中的方方面面。苏维埃体制中出现官僚主义现象是有其多方面因素的。首先,俄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小农占优势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的国度,新型苏维埃国家没有建立在充分发达的机器大工业的基础之上,这种社会经济状况,是造成这个新型国家出现官僚主义的经济因素。其次,十月革命虽然打碎了沙皇地主资产阶级的官僚机器,废除了旧官僚制度,但官僚主义并不会随着旧政权的推翻而在一夜之间消失。长期处在沙皇君主专制的制度之下的俄国,有那么多的封建残余势力,缺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传统,这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产生官僚主义的历史政治因素。第三,俄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落后国家,长期以来由沙皇实行专制统治,形成了俄国文化中的皇权主义与崇尚权威的意识,即习惯上服从权威和力量而不是服从法律,这实际上就是小农意识的重要表现。由于俄国的商品经济不发达,加之广大农民本质上的分散性、个体性、自私性,他们数代生活在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彼此隔绝,缺少文化,就决定着他们不可能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这种历史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也为官僚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最后,虽然苏维埃制度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创举,是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掌管建设新社会的事业,但在革命实践中发展成为由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这就使人民群众缺乏主动性和参与性,造成布尔什维克党权力过于集中,这就是苏维埃自身体制因素引发官僚主义弊病的原因。在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实践中,列宁对新型的党和国家机关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严重官僚主义的现象如何进行根治尤为关注,并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进行了非常深入细致的理论探讨。他提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强化党和国家的监察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吸收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深入实际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改善干部制度实行严格的责任制,精简党政机构和会议,提高工农科学文化水平等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手段。同时,列宁已开始从体制上来认识官僚主义。为了扩大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基础,他对多党制的合作进行了探索,并对国家杜马(议会)的价值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表示认同和重视；提出要处理好党政不分问题,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从历史发展看,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实践的伟大实验,其意义不可低估。但是,新型苏维埃国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周密完备的政治制度科学体系,其具体实现形式的发展和完善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体制上的漏洞不可避免。这是因为,任何实验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社会实验尤为如此,它所涉及的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比自然科学实验要复杂得多。列宁在反对苏俄官僚主义过程中无论是理论上的探索还是实践上的举措,无疑对我们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改革有诸多重要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