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生活在社会动荡变化的晚明时期,宦官擅权,小人乡愿得势,学术界弥漫着谈空说玄之风,学者重清谈而轻实践。高攀龙希望通过倡导道德重建来正人心、正学术、正政事,达到救世的目的。因此,高攀龙“修悟并重”的道德修养论的形成与他的生活时代背景、学术渊源、为学经历密切相关,并随着他自身修持、参悟的精进而不断完善。高攀龙的道德修养论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人性本善,自人生后,因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使天命之性受到损坏,这就需要复性。为了恢复本然之性,他通过修悟并重、内外双修的修养途径,从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两个层面进行修身。用“心上功夫”来培养道德意识,稳固至善的道德意识,同时强调道德实践,认为道德修养并非独善其身,最终是要在道德实践中“安人”。悟是省悟,领悟,属于自心的发明,悟道是修道的前提,修是在人伦日用中对所悟之理加以实践,它的形式是见诸实行,这样修悟并进,境界得以不断长进,以期最终能实现其修养的理想人格目标：成为圣贤。高攀龙既重内省,又强调躬行实践、实证实修,体现了其“内圣外王”的价值追求。高攀龙坚持儒家道统,驳斥王学流弊,端正了学风,重振世道人心,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的士风。他通过修悟并重来救正王学末流重悟轻修的流弊和纠正朱子学末流支离拘滞的流弊,融合朱子学与阳明学,对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起着积极的影响,其思想对日本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节义行为对晚明士人和清初遗民产生很大影响。时至今日,高攀龙道德修养思想仍有其现实价值,有利于提高个人道德修养、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为治理人心、防治道德失范带来启示,也将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