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解放”是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具有丰富意义的政治资源。在民国时期,中共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民族解放”有着不同的认识和定位,赋予了其不同的历史意义,并将其作为民众动员和民族救亡的政治资源。“民族解放”是“民族”与“解放”的合成词。在五四运动后,近代以来启蒙话语下的个人、群体解放逐渐让位于革命话语下的“民族解放”,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重,“民族解放”逐渐成为最重要的“解放”话语。国民革命时期,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背景下,中共对“民族解放”的对象、途径、依靠力量和目标等有了清晰的认识和论述,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内涵。同时,中共一方面将“民族解放”作为与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的政治资源,还将其作为民众动员的口号,以推动国民大革命的进行。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对“民族解放”有了新的定位,认为苏维埃革命是“民族解放”的一部分,开始强调中共在“民族解放”中的领导权。中共还将国民党视为革命的对象,并继续将“民族解放”作为反帝、与国民党斗争的政治资源。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中共对“民族解放”有了新的定位,对“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进行了调适,认为只有“民族解放”才会有“阶级解放”,“民族解放”先于“阶级解放”。在此期间,中共在继续以“民族解放”进行民族动员的同时,不断凸显自身对“民族解放”的领导权,强调自身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将“民族解放”视为一种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政治资源。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宣告中国的“民族解放”取得胜利。国共内战时期,以“阶级解放”为主,已较少提到“民族解放”。纵观民国时期中共对“民族解放”概念的认知和运用,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赋予“民族解放”新的历史意义,并将其作为一种民众动员、政治斗争的重要资源。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民族解放”的运用,也反映了启蒙与革命之间复杂的关系,这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