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以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世界各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大力推动社会生产生活的智能化转型。然而,工业智能化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电气与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将生产活动的智能化范围由体力或手工岗位扩展至脑力岗位领域,诸如驾驶、翻译和客服等脑力岗位也能由智能机器独立执行,因而可能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更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工业智能化不仅可能非对称改变异质性劳动生产率,而且对不同岗位形成差异化替代与创造作用,进而影响劳动收入分配。前沿文献较多关注机器人或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及工资的影响,普遍忽视工业智能化对不同劳动群体收入的差异化冲击,进而引发整体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动,尚未厘清工业智能化改变劳动收入分配方式的内在机制,尤其缺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本文聚焦工业智能化对劳动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研究主题,系统梳理工业智能化与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相关文献观点,引入异质性岗位及劳动力分类拓展任务模型,理论考察工业智能化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内在作用机制,测算中国地级市工业智能化水平和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并探究其演化特征、分布特征及相关性特征,实证检验工业智能化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考察生产率提升、劳动岗位更替和产业结构转型等传导机制,进一步剖析工业智能化对劳动收入不平等影响的个体、工作、企业及城市异质性特征,从而为充分发挥工业智能化的生产优势并促进劳动收入合理分配提供政策建议。具体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基于任务模型引入异质性岗位及劳动力分类,内生化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过程,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框架,数理演绎工业智能化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工业智能化主要通过自动化扩张、新岗位创造和劳动生产率提升三种技术形态,形成生产率提升、劳动岗位更替和产业结构转型等传导机制,影响产业内不同岗位及技能间和产业间劳动收入不平等。工业智能化的生产率提升机制和劳动岗位更替机制并非一定加剧劳动收入不平等,影响方向主要受制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效率。产业结构转型机制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向,主要取决于产业间替代弹性和智能机器与生产工人替代弹性的相对大小。第二,本文从网络基础、平台体系、融合应用、创新能力和安全保障五方面构建工业智能化的统计指标体系,采用综合评价法测算工业智能化水平,利用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度量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分析工业智能化和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演化特征、分布特征及相关性特征。工业智能化的演化特征表明,中国工业智能化水平在2003-2019年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工业智能化的网络基础较完善但创新能力较薄弱。工业智能化的分布特征揭示,沿海地区、高老龄化率和低劳动保护强度城市的工业智能化水平及其发展速度明显较高。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演化特征显示,全国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在2003-2019年呈现先升后降再升的“三段式”演化特征,同时高端及生产服务业不平等状况更严重。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分布特征表明,男性、中老年、初等学历和从事户外工作的劳动群体不平等程度更高,大型、非国有和高经营成本企业以及沿海、高老龄化率和低劳动保护强度城市中劳动收入分配更不均等。工业智能化和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相关特征表明,在中老年及初等学历劳动群体,大型及高经营成本企业,沿海、高老龄化率及低劳动保护强度城市中,工业智能化与劳动收入不平等表现出更明显的正相关性。第三,本文主要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检验工业智能化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基准检验表明,现阶段中国工业智能化会显著加剧劳动收入不平等,即使采用更严格的标准误设定且同时控制城市及年份固定效应,结论也保持成立。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指标的测算方法,或者更换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测算的数据来源,中国工业智能化依旧表现出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加剧作用。通过对比检验工业智能化对不同收入及人口特征劳动群体收入的影响差异发现,工业智能化会扩大不同收入、性别、年龄及学历劳动群体间收入差距,从而间接证实基准结论。为处理工业智能化对劳动收入不平等影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不仅采用美国机器人渗透度和历史上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作为工业智能化的工具变量,而且基于异方差生成工具变量,所有工具变量均通过不可识别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表明基准结论仍然成立。第四,本文实证考察工业智能化对劳动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生产率提升、劳动岗位更替和产业结构转型等传导机制。生产率提升机制的检验表明,工业智能化通过非对称提升不同群体全要素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引发不同群体的劳动收入增幅非一致,其中高收入相对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率及收入增幅显著更大,进而加剧劳动收入不平等。劳动岗位更替机制的检验表明,工业智能化不仅倾向于替代非技能岗位和常规岗位,而且倾向于创造技能岗位和非常规岗位,促使技能相对非技能岗位、非常规相对常规岗位的劳动需求增加并导致相对收入上涨,进一步扩大不同岗位间劳动收入差距,从而加剧劳动收入不平等。产业结构转型机制的检验表明,工业智能化一方面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转型,弱化非生产率因素造成的产业间收入差距,进而缓解劳动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通过推动产业结构朝第三产业方向转型,并且是朝劳动收入较高的高端服务业和生产服务业方向转型,从而扩大产业间劳动收入差距并加剧整体劳动收入不平等。第五,本文剖析工业智能化对劳动收入不平等影响的个体、工作、企业及城市异质性特征。个体异质性分析显示,由于不同性别、年龄及学历劳动力的先天禀赋、后天能力和所处环境存在差异,因而受到工业智能化的冲击不尽相同,其中工业智能化对男性、中老年及初等学历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作用更显著。工作异质性分析表明,由于在不同场所、环境及安全性等差异化工作场景中智能机器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存在差异,因而受到不同程度工业智能化冲击,其中工业智能化对从事非固定、户外、环境恶劣及危险工作的劳动收入不平等加剧作用更显著。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工业智能化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受到企业规模、所有制和经营成本的约束,其中工业智能化对大型、非国有和高经营成本企业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城市异质性分析揭示,在不同区位、老龄化率和劳动保护强度城市中,工业智能化对劳动收入分配产生差异化冲击,其中在沿海、高老龄化率和低劳动保护强度城市中劳动收入分配差距受到的扩大作用更强。为抵御工业智能化引发的劳动收入不平等加剧风险,本文针对研究结论从劳动者、高校、企业及政府部门四方面提供政策建议。劳动者应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有针对性地更新知识储备,增强综合能力以适应智能化生产环境。高校应依据社会实际生产需求优化专业课程体系,打造前沿化教学团队,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教学效率。企业应加强员工技能培训,积极开展人机协作方向的智能化研发及应用活动。政府部门在大力推动智能化发展的同时,应合理规划不同区域的智能化发展进程,并且为工业智能化产生的失业者提供社会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