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对春秋时代辞令的各种文体进行了研究。《左传》、《国语》等史籍载录了大量的春秋辞令，人们一般以为这些辞令都是当时临场的矢口陈辞，或者以为是《左传》、《国语》作者随文所写。这是对春秋辞令的误解。首先，它们应该是辞令者本人的创作，有的是由当时史官的记录，或经史书编撰者的润饰，但它们依然反映了春秋时代人的思想与文风。第二，这些辞令并不都是临场的陈辞，有相当一部分是事先书于简帛上的。把现成的文书文章处理成辞令，这是中国古代史书的普遍现象，不仅先秦，甚至两汉以及后代都存在这种情况。春秋辞令中包含了春秋时代的主要散文文体。进行辞令的文体研究，对认识春秋时代的散文状况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春秋辞令中至少包括盟、誓、诔、祝、国书、书牍、命令、论谏、议论、外交辞令等几种文体，分十章对每一种文体进行梳理研究，一一展现它们在春秋时代的存在状态和风格面貌。每一种辞令作为文体的依据，是本论文论述的重点，这也是对辞令进行文体研究的基础。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证：一，有些文体是当时相关礼仪的必备文书，不仅要形诸简策，还要当众宣读。盟、誓、诔、策祝、策命、命令等文体属于这样的情况。它们在春秋时代已经形成了稳定、完备的文体特征，是春秋时代常用的应用文体。《左传》、《国语》等书中所载盟辞、誓辞、诔辞、策祝辞、命辞等，毫无疑问来自书面材料。二，联系出土文物来证明。侯马、温县载书是研究盟、誓的铁证，由此可以证明起誓之辞在春秋时代亦尚需书于简策玉石。战国时秦驷祷祠玉版文亦可展现先秦祝祷辞的文体特点和策祝方式。三，同一条辞令分见于不同的史籍，经过对勘发现：此书中的辞令在彼书中明文记载为文书，或彼书中的对话在此书中又是整饬的文辞，这些都是史书把书面辞令以对话形式载入的明证。这种情况常见于书体、国书、论谏、议论、外交辞令中。从另一面看，说明这几种文体在当时都有完整的书面形式。四，有些辞令的确是当场的陈辞，由现场的史官记录下来。中国古代史官严守实录原则，即使文字有所变化，但内容和大体结构应不会有大的差异，有的虽经史书作者的润饰，但还应反映了春秋时人的思想风貌。《论语》中孔子之言经孔子弟子之手记录流传，但后人并未因此剥夺孔子的所有权，春秋辞令也应如此。这种情况多存在论谏、议论、外交辞令中，说明这几种文体的创作尚处于一个动态、复杂的状况，这也是中国古代说理性文体草创发展的必经阶段。春秋战国的“文”、“言”之辩是对说理性散文由口头向书面过渡的理论探讨。本论文对先秦各种应用文字从文体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归类，力图展现每一种文体的内容结构、风格特点。当一种文体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特点明确之后，这种文体也就确立了。盟书包括日期、会盟成员、会盟缘起、盟首、诅辞五大要素，誓辞有日期、发誓者、誓约、诅辞四部分，二者都是对神而言，都有“神判”的色彩，但盟书的诅辞针对所有与盟成员，而誓辞只限于发誓之人，也正是这一点不同，决定了文体的不同。诔文是对死者的评价和哀悼，包括寓哀述德两部分；祝辞有祈祷辞、嘏辞、贺辞三大类，而策祝是一种特别的祈祷辞；国书有告请类，有通报庆吊类，是国家之间的对话；策命命令是春秋时代的下行文，一篇策命文书由策命原因、具体封赏、勉励希望三部分组成；论谏文辞是春秋时代的上行文，讲究诤谏的方式；议论文辞涉及政论、理论、战论、人物评论等方面，是诸子的滥觞，古文家的嚆矢。每一种文体的起源、发展和对后世文体的影响，也是每章必做的工作。每一种文体的产生都有相关的文化背景，又都成为后世一些文体的源起。对这种承传关系的探索，有助于认识春秋文体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诔文是后世行状、谥议、哀辞等文体的先声，论谏文辞影响着章、表、奏、启、议、疏等文体的形成，议论文辞酝酿着议、论、说、解、辨、原等文体的因素，外交辞令影响着战国纵横家的游说之辞。经过纵向的研究发现，誓、策命、祝辞在春秋时代已呈萎缩趋势，盟书、国书却已达到了顶峰，而诔文、论谏、议论、外交辞令等方兴未艾。文体不同，情况互异，在具体论述每一种文体时各有侧重。盟书、誓辞、诔文、祝辞、策命等与相关礼仪文化联系紧密，对文体的研究渗透在对礼仪制度、文化背景的探讨中。而论谏、议论、外交辞令等在散文语言艺术方面成就显著，故在这方面用墨较多。前人的研究成果给本论文进行更深入全面的论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是各章节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