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学界对学业负担和学习评价的探讨日益深入,将学校作业视为既成事实的思路已不能适应研究的需要。“作业为何如此”这一更先决的问题亟待解决,而对此发挥决定作用的便是学校作业政策。本研究围绕学校作业政策的形成过程,借助制度分析理论,具体探究如下两个问题:新制度主义如何分析制度的形成过程?在新制度主义关照下,学校的作业政策是如何形成的?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构建了关于学校作业政策形成的分析框架。在理论框架的支撑下,对来自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自身的18份作业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对学校作业政策相关的14位学校管理者和普通教师进行访谈。得出以下结论:学校作业政策的形成分为建立和制度化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首先,学校为解决作业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通过集体商议和试误的方式,建立了原初的作业政策。该政策包括两类,一是规范性作业政策,即具体学科中处理作业的操作规范,二是文化—认知性作业政策,即作业观念。然后,教育主管部门从外部供给了作业政策,其中规制性政策和绝大部分规范性政策具有教育督查等强制力的保障,因此被学校较好执行,即整合与细化。而缺少监督与保障的文化—认知性政策和部分规范性政策由于未得到有效传递,故被舍弃。最后,基于上述两种途径建立的作业政策进行结合。结合的过程中以更具强制力的外部供给政策为准,而由于内容不与之直接冲突,学校中的部分作业观念及操作规范得以继续留存。至此,学校形成了以供给性政策为主、需求性规则为辅的新一套作业政策。在第二阶段,学校层面不同性质的作业政策分别进行制度化。其一,规制性作业政策以学校正式文件、全校性会议等形式传递,使教师确定了避免惩罚的权宜性考虑,从而消除了诸如作业量过多、周三布置作业等行为;其二,规范性作业政策以教研组、年级组会议等形式传递,使教师清楚了“能熟练布置、批改、反馈作业”和“集体备课并完善校本作业”这两套行为代表了Z小学教师在作业方面的应然身份。于是教师们迅速习得作业操作规范,日益认可集体备课并投身其中。其三,文化—认知性作业政策以同事日常聊天、师徒结对中的交流等形式传递,使教师得以观察、模仿并内化学校中弥漫的作业观念,从而在此基础上思考与作业相关的事宜。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提出了“注意供给作业政策的均衡性和一致性”以及“充分认识学校基于需求的治理能力”两点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