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49年,上海的流民问题十分严重。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同上海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交织而影响深远。身为底层社会的代表,流民群体在上海社会的生产生活不仅受其自身条件的局限,也受制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因此,流民在职业选择中表现出苦力、偏离、病态、差异等特点,以及其在日常生活、精神状态、政治诉求、心理活动等方面也都具有困苦和贫乏的状况。与此同时,面对日益增多的人口压力,以及政治、经济环境的不断恶化,上海社会努力探求合理有效流民解决之途。所以,疏散流民成为当时政府和有识之士的首要之选。但是,流民群体逐渐增长的市民意识和社会条件的种种限制,则与流民疏散政策背道而驰,阻碍了流民的疏散工作。从这层意义上看,上海的流民问题始终未得到行之有效的解决。不过,在此期间内汇集上海的流民群体,在一定意义上则奠定了上海的人口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