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法哲学的角度来看,法官司法的立场可以分为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当社会需要向前发展的关键时期,法院往往采取司法能动主义的姿态;而社会平稳发展时期,法院又常常采取司法克制主义。在司法能动主义的老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史上,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仍是一场尚无结果的争论。但1953-1969年沃伦法院则坚定地站在维护公平正义,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能动主义立场上,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获得了民众的认同。沃伦法院时期司法能动主义的产生有着特殊的渊源,在美国的权力分立和制衡的政治框架下,法律现实主义以及“活的宪法”理念为司法能动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宪法的时代局限与社会变革需求之间的矛盾则构成了司法能动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沃伦法院通过审理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贝克诉卡尔案、纽约时报诉苏利文案、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和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等有关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案件,使司法能动主义开始成为主导最高法院的司法理念。　　 为了解决司法能动主义被质疑面临“反多数难题”的正当性困境,AlexanderM.Bickel,John H.Ely,R.A.Dahl等众多宪法学者提出了各种理论。通过对司法能动主义正当性的考察可以看出,民主本身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司法能动主义是对民主的制衡,应该倡导一种有限度的司法能动主义,在形式上它受到案件启动条件,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的限制;而实质上司法能动主义的运用也有特定的领域,并受到司法权性质及司法外部环境的制约,另外司法能动主义还要求法官在判例中充分说理论证,并保持适度的自我约束。　　 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与我国当下的能动司法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沃伦法院时期大法官们以司法能动主义的态度回应社会需求的行为塑造了一个伟大的美国最高法院,这对于我国现在司法权威缺失、法院角色忽视的现象具有启发意义。作为一种司法哲学的司法能动主义,其所蕴涵的公平正义理念,对于我国法治进程中的司法现代化亦具有积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