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以来，中国在贸易上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2013-2019年，我国同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与多国签署自贸协定，形成联系周边、联动全球的自由贸易网络。同时，我国加强对产能合作的推进，致力于将国内过剩产能转化为对外贸易额，扩大钢铁出口。为了更好的扩大钢铁出口，提高贸易效率，进口国的制度环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自由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制度环境的重要指标，从法治水平、政府规模、监管效率、市场开放四个方面反映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对我国钢铁出口贸易效率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具体分析了经济自由度对我国钢铁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提升我国钢铁出口贸易效率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机制方面分析了经济自由度影响贸易效率的四个作用途径，分别为法治水平、政府规模、监管效率、市场开放。其次，构造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贸易效率，得出结论：进口国人口规模、人均GDP，我国人均GDP，我国与进口国之间是否有边界均会推动钢铁出口贸易，我国人口规模、我国与进口国之间的距离以及进口国是否为内陆国均会阻碍钢铁出口贸易。然后，利用“一步法”构造贸易非效率模型，研究经济自由度对我国钢铁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得出结论：经济自由度对我国钢铁出口贸易效率总体产生正向影响，但针对不同类型国家其影响方向存在差异，较高收入国家和欧洲国家的经济自由度对贸易效率产生负向影响，而较低收入国家和亚洲国家的经济自由度对贸易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最后将经济自由度中10个大类指标按照所属的4个领域依次放入模型中，得到结论：政府规模、市场开放对我国钢铁出口贸易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法治水平产生负向影响，而监管效率影响不明确。
　　基于本文的实证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共建自由贸易区，实现优势互补。通过积极促成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减少国家间的贸易阻力，提升贸易效率。第二，共商投资项目，实现互利共赢。通过对沿线国家扩大钢铁项目合作，加大相关投资，带动我国与沿线国家间的钢铁贸易。第三，共享基建技术，实现互联互通。利用我国先进的基建技术，帮助沿线国家完善通信、运输相关的基础设施，提高贸易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