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朝向新人文地理学转型,空间的概念逐渐被文本化,成为了地理学者展开研究和分析的本底材料,空间被定义为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经济过程的反映,对于空间的分析即可以揭示出深刻的社会过程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变迁。近年来,在“以人为本”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国内外城市地理学者对于城市空间的研究逐渐由物质空间转向社会空间。目前,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移动信息化、智慧化等浪潮使得中国城市空间结构发生着剧烈重构,同时城镇化的模式也正发生着福利化转向,尤为注重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学科的理论发展态势和国情的现实需求使得城市社会空间成为了近年来城市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焦点之一。同时,我国资源型城市当下艰巨的社会与空间结构转型任务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与理论、实践需求。本文以典型成熟型煤炭资源城市安徽省淮南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六普”数据、实地调研的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数据资料,运用统计分析、多元回归模型、地理回归加权模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以及质性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安徽省淮南市的社会空间结构、功能、转型、重构及驱动机制进行探讨与分析。全文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的基础背景分析。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介绍了本文选题的背景、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以及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为本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对典型成熟型煤炭资源城市淮南市的社会空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加以阐述：首先,基于“六普”分街区数据,采用因子生态分析研究成熟期煤炭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将其社会区划分为：①政府机关、知识分子及非资源型产业从业者居住区,②低学历、农业及贫困人口居住区,③一般工薪阶层及退休人员居住区,④煤炭资源初加工从业者聚居区,⑤煤炭资源开采与勘测从业者聚居区,⑥煤炭资源深加工业者聚居区六类。总结出淮南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式为：“城—矿—乡”的三元结构特征和“东城—西矿—乡村边缘化”的空间隔离特征显著；“城区”呈同心圆、扇形格局；“矿区”呈飞地型组团式格局；“乡村地区”呈边缘化离散型格局。其次,基于社会空间视角对淮南市的地域功能进行了识别和模拟。研究表明：构成淮南市社会空间结构的6个主因子具有异质性显著的空间集聚水平和街区分布格局；淮南市地域功能结构包括：①政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组团,②居住、商业、生活服务功能组团,③煤炭开采及加工工业组团,④经济新增长点培育、转型发展组团,⑤非矿点区域、乡村地域组团；模拟淮南市未来的地域功能结构模式为：政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组团未发生显著变化；居住、商业、生活服务组团呈带状化和多中心化转变；煤炭开采与加工工业组团呈跳跃式、组团式拓展；非矿点区域、乡村地域组团呈破碎化、分散化演变；经济新增长点、转型发展组团呈煤炭开采加工组团的内生转型与邻近智力、科技资源的外生成长并存。再次,构建评价方法分析淮南市社会空间转型水平分异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社会空间转型的极化效应尚未形成,总体格局呈现为转型方式单一化、转型路径依赖化和转型观念滞后化,②行政办事与商业服务人员、研究生学历人口、20-39岁人口、外来流动人口以及购买商品房是具有显著正向推动转型的5个因子,转型路径应注重由服务单一驱动向服务、产业、科技与创新多维驱动转变,应积极推进城市新区开发、城乡一体化与矿区乡村住房安置进程,③服务业驱动乡村商业化与农业现代化、青壮年人口引领社会文化与煤炭产业精深化、外来流动人口推动三产多元化与替代产业集群化是推动目前淮南市社会空间转型的有效路径。最后,基于“场景”立场,借助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理论工具,尝试结合“空间的再现”与“再现的空间”两个视角去剖析淮南市步入成熟期以来的社会空间重构特征,同时,结合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尝试基于结构—能动视角构建城市宏观制度政策与居民微观迁居转职的互动框架,并总结出淮南市社会空间重构的驱动机制,具体包括：煤炭资源城市发展的历史继承性与居民主观认知的“社会—空间匹配”、国家的制度改革与居民社会空间的“被规训”、煤炭企业的制度政策转型与居民社会属性的“再分配”以及城市政策、规划与居民社会属性匹配产生“空间优化”或“空间障碍”。第三部分为结论,包括第七章的内容,总结了全文的主要结论和观点,并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和今后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