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法制沿袭了几千年，特色鲜明、内容丰富，体系自成、沿革清晰。在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判例出现很早，春秋战国之前，判例作为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时中国法律的主要存在形式之一。春秋战国时期成文法典的次第公布，宣告着中国进入了法典化时期，成文法成为在法制体系中占主要地位的法律形式。同时，各朝各代又先后创造了令、科、比、格、式、敕、诰、例等等多种法律渊源形式，以之来弥补成文法典的不足，并因此形成了中国古代形式、内容复杂多样的法律体系。而在这其中，判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各种不同的形态长期存在于司法实践中。
　　自公元前221年，秦亡六国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帝国，至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清朝灭亡，处于封建时期的中国，其司法实践中判例的适用情形是本文关注的研究内容。其中，汉朝以“春秋决狱”的方式将儒家经义通过“决事比”引入司法审判，使得“亲亲相隐”、“论心定罪”等原则深深影响着后世立法与司法。明朝的《御制大诰》，作为律外之法，以判例的形式宣传法制；而《问刑条例》，则在唐、宋等朝代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深了“律”与“例”之间的联系，推动“律例合编”，形成中华法系独特的判例适用方式。汉、明两朝因其在判例适用问题上的独特性，成文了本文的研究重点。
　　在长达二千余年的封建统治时期中，各朝各代的判例在各自区别的同时，又体现出一脉相承的传承性和延续性；而比之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中国的判例制度在表现形式、法律地位、司法适用等方面，都有独特的色彩。通过案例分析与比较分析，从相关法律制度、历史著述、典型案例等史料史实入手，以汉、明两朝为重点，深入剖析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判例司法适用的不同特点，并总结出中国古代司法判例适用情形流变的规律，从而客观评价其进步意义与历史局限，并提炼出值得当今中国司法判例适用借鉴的理性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