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1994年开征消费税以来,对烟酒消费税进行了多次调整。现行烟酒消费税制实行从价与从量相结合的复合计征方式,在对税率逐渐进行上调的过程中,我国对烟酒产品的消费量,烟酒行业产值以及与烟酒相关的税收总量均呈现稳步上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期高速发展,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但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在此背景下,烟酒消费量和消费支出不同程度的上升,会影响各收入阶层居民健康水平,可能在将来增加医疗费用支出,加上各收入阶层在消费时面临的税收负担,烟酒消费税会在长期和短期影响居民收入分配。我国烟酒消费税的功能定位是引导消费、补偿负外部性、增加政府收入。在实现该功能的基础上,还应该考虑到该税收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该税的累进性或累退性,研究其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主要研究了烟酒消费税对价格的影响机制和影响因素,通过观察价格对消费量的影响之后发现,比起教育和宣传等控烟手段,增税导致的价格上升对总消费量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在大多数国家,烟酒消费税税收变化确实能很快反应在产品中,表明其存在税负转嫁。学者们还注意到,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税负负担以及税负率,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以南非和韩国为对象进行研究,发现各收入阶层的吸烟率和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程度都存在差异,低收入阶层往往对价格更加敏感。两国的研究数据都表明烟酒消费税对收入分配呈现累退性,但通过分析各收入阶层对烟酒产品具体的消费对象和消费量,并在课税对象和税率设置上进行优化,就有可能降低烟酒消费税的累退性,甚至起到一定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本文对烟酒消费税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效应做了实证分析。方法是先通过测量烟酒产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计算得出税负转嫁系数,再求出各收入阶层所承担的税收负担和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比较分析各自的税负率。为衡量烟酒消费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本文采用对数偏差均值指数(MLD)分析征税前后收入分配的变化情况,最后得出烟酒消费税在总体上恶化了收入分配,但在部分相邻收入阶层间调节了收入分配差距。接着分析了造成该现象的原因,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各收入阶层都有一定比例的人群在购买消费烟酒类产品,烟酒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部分人的“准生活必需品”。这说明该类人群对其需求弹性较低,消费量的增加也并不一定和收入增长成正比例关系。人们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所承担的烟酒税收负担转嫁比例是逐渐降低的。总结起来,影响烟酒消费税发挥对收入分配起正向调节作用的因素有:随着收入增加,对购买高档次的商品需求越大,消费倾向越高,并对价格敏感程度越低;各级次税率差距越大,正向性作用越强。基于我国现状并结合国内外研究和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对改善烟酒消费税政策提出了具体建议。一是提高卷烟与酒类产品的从量定额税率,推动零售环节的价格上升,并在卷烟的零售价格上标明所含税额与增加有害健康的图形警示,来增强对消费冲动行为的抑制,以此来改善各收入阶层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健康状况,降低其未来可能产生的医疗费用。二是激励企业投入技术研发,引导生产出低危害产品。三是对白酒和卷烟设置多档次税率,对不同收入阶层所选择消费的产品在适用税率上进行区分,并对奢侈型烟酒产品征收重税,改善烟酒消费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