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以后中共意识形态发生了一场深刻的转型,在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其中涉及的合法性依据以及表述方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则牵涉到以下问题:如何在打破“文革”给人们留下的刻板印象的同时,保护中共的合法性不受影响;如何在承认“文革”错误的同时继续发挥毛泽东的威信统一全党全军乃至全国;如何完成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的重构——由“文革”时的克里斯玛型转向法理型。这些问题所指涉的,就是中共意识形态的转型机制,这种机制的运作模式就是本文拟探讨的问题。本文的逻辑线索有两条:第一条是基本按照时间顺序,从建国后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对期间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中共重要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分阶段展开分析,以此为框架来比较中共两代领导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异同,在意识形态表述上的扬弃,在揭示转型的动态过程中,逐步探究其内在机制。第二条线索则是关照每个时期中共领导人的认识与当时社会现实的互动。对这一互动的观察有助于了解中共不同阶段的意识形态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状况是怎样交互影响的,中共如何将种种社会现实问题纳入到意识形态转型机制中予以解决。这两条线索互相交织,构成了本文分析部分的主体。在本文中,笔者提出中共意识形态转型中的三种机制,其分别是:保护机制、延续机制以及底线可控机制。保护机制是指,中共运用其领导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威,来支持转型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延续机制是指,中共转型后的意识形态虽和转型前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有所不同,但转型后的意识形态仍然来自于中共已有的意识形态资源库,与中共早期的意识形态并未发生断裂。底线可控机制是指中共在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底线,用以规避在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政治风险。这三种机制相互作用,相互协调,不仅实现了中共从“文革”时先验的、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到改革开放时世俗、理性的意识形态间的转换,而且在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转型期间的政局平稳,中共合法性也大大增强了。本文认为,中共意识形态的转型成功与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运用相应的政治策略,通过政治实践在历史与现实间建立起积极地互动,有密切关系。其中的运作机制,对其它面临意识形态转型的政党有很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