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在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智利、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这一政体的出现是由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因素、传统政治体制与传统文化、国际背景等因素决定的,这也说明这类政体的广泛建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新权威主义政体的出现对这些国家缓解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带来了希望,在现代化初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经济奇迹,曾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目标模式。新权威主义政体是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战后新独立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纷纷建立了民主政权,但是由于文化、经济、政治等诸多原因均遭到了失败,在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的环境下新权威主义政体被广泛的确立起来。作为一种非民主政权,新权威主义政体通过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整合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资源的再次分配,有效地驾驭经济增长并保障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有序性。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缺乏制约与政治权利的高度集中必然导致“政治之癌”----腐败的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使新权威主义政体政治合法性基础遭到了严重的质疑,20世纪80年代末,亚洲进入了政治民主化运动的浪潮中,作为过渡政权形态新权威主义政体逐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看,现代化与权威政权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结果,不是任何权威政权都能够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也不会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化转型,政治与经济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于被决定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转化需要一定的结构性条件,只有满足这些结构性的条件才有可能实现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