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与非洲在1956年第一次确立外交关系，中国的对非政策已经由一个不可持续的、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动机转向政治实用主义以及现在的经济实用主义。尽管这些转变已经在过去50多年里明显的改变了中非关系，但是这种转变背后，事实上一些核心原则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得以延续下来。平等对待、尊重主权、不干涉、互利和共同发展等原则一直贯彻至今。中国对待民族与主权问题一向非常谨慎。这源于历史上中国多次被其他大国侵犯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其内部事务也屡受外部势力的干涉。这尤其使得中国特别强调对于其他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不干涉”原则。这一原则强调主权作为共同？的，始终坚持所有的国家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权利裁断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不干涉原则起到了捍卫中国自身主权权利的作用。以人权为例来分析，西方国家相信人权源于历史上保护公民免收国家的侵犯和暴政，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国家都有义务来干涉和保护权利受到侵犯的人的利益，不论这些人身处何方。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包括中国和大多数非洲国家认为国家主权是至关重要的，至少是因为人权保护机制是一个以国家为基础的机制。不干涉原则认为人权不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理由。通过坚持这一原则，中国一方面能捍卫自身主权，同时也赢得了非洲各国的信任。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联合国所启动的人权议案有11次未获通过。没有非洲国家的支持，中国不可能击败这些议案。即使中国的绝对的不干涉主权原则由于有些国家内部的人权侵犯和政治腐败等问题屡受批评，但是中国不认为自身可以对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并认为非洲联盟在这一方面要更有资格来评论。中国的不干涉政策不意味着忽视人道主义灾难，而是中国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并承认自己在解决危机问题上的局限性。在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对话中，中国事实上也就其治理和内部事务提出一些建议。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建议是以一种友好的商量的方式出现的，而西方的干涉是一种强制的态度。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一直反对对苏丹的经济制裁。中国相信达尔富尔危机是一个落后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制裁只会给这个地区带来更多的麻烦。正如联合国2007年发布的环境发展报告中所指出的，“环境的退化，以及地区环境的变化和不稳定性，是达尔富尔地区食品危机和冲突的深层原因。”既然达尔富尔问题是不同苏丹人民之间的冲突，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民族国家的建构都要历经一个困难的过程，国际社会应该允许苏丹花些时间来解决她自身的问题。中国的援助着眼于冲突的根源——贫穷。中国对苏丹进行了很多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援助，比如学校，医院和供水设施。中国已经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并承诺将提供更多。中国一直坚持不通过干涉的施加影响--他们把尊重看作解决问题的根本。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已经运用她与苏丹的关系来说服苏丹政府同联合国合作。因为中国试图寻求一种苏丹内部各方都接受的方案来减轻苏丹人民的痛苦，所以苏丹政府信任中国。最近，苏丹政府已经接受在苏丹地区的“多重维和力量”。这个转折点源于同苏丹政府基于平等基础上的谈判而非强制行的或者制裁威胁的。　　 本论文主要研究中国非洲政策中的不干涉原则。这包括对不干涉政策做一个全面的概览，不仅仅是从北京的角度。非盟、联合国，东西方在其外交政策制定中所蕴含的不干涉原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由严格的不干涉主义向人道主义干涉的转变。北京对不干涉原则的正统理解是立足于对其他国家的尊重的基础上，他们相信除非被请求，否则没有一个国家有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北京起初不顾不干涉是源于中国在苏丹利益的批评，坚持其不干涉主义。中国不顾国际社会对自身影响Khartoum的期望。事实上，北京继续支持Khartoum，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解决方案上采取回避态度。因为中国不认为达尔富尔问题可以使得自身调整一直以来坚持的不干涉政策。但是北京逐渐的改变了她的不干涉政策。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国际社会的施压，还有自身形象面临的危机。中国试图在其自身职责范围内和安理会的期望中平衡她在苏丹经济和政治利益。与此同时，北京继续坚持其国家主权原则，支持Khartoum政府。这种由对不干涉原则的正统理解的微调可以被视作中国正在改变其不干涉原则以她在国际社会的新的角色。这也可以被看作中国仍坚持其不干涉原则，因为她仍然强调避免制裁，而且外部干预必须获得主权国家的许可。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在她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中国的这一政策会加以调整。看起来似乎这种微调趋势会继续，导致北京基于形势所采取的一种“积极的不干预政策”模式。这种形式表明一种立足于北京的一些核心原则，但是又会受到形势和压力的不干涉政策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