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五”规划中就已经指出，为了加快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要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系，探索建立地方政府债券制度;为了积极稳妥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要深化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要发行地方政府建设债券。2014年5月19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印发<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办法>的通知》，上海、浙江等十省区市的地方政府可以试点地方政府债自发自还。之后8月31日通过的《预算法修正案》为地方政府自主发债提供了法律保障。10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意见》，明确规定剥离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未来地方政府举债将主要采取公开发行政府债券的方式，并且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和预算管理。2015年1月1日，历经16年的艰辛修订长跑，新《预算法》终于开始实施，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加强地方债务管理，为地方政府举债开了“明渠”。
　　在“新常态”经济环境下，对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有了更多地挑战，“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区域经济合作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都需要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来提供资金支持，逐步推进地方政府债券制度将成为重头戏。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地方政府债券的信用风险和发债规模就显得迫在眉睫。如何使地方政府债券制度建立之初便不陷入信用风险的泥淖，从制度层面提出有建设意义的信用风险防范框架，将是当前理论和实物界急需关注的重大问题。若中央将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权下放至地方政府，建立地方债券的发行、购买市场化机制，首先必须对各地区的信用风险做出评估，提前做好规模和风险控制。这对地方政府债券在一级市场上的发行与承销和在二级市场上的交易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它们将对地方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债券的利率水平以及公众的市场预期等带来较大改变。
　　一直以来，国内对信用风险的度量基本上处于定性分析的发展阶段，这种分析工具依赖于专家的知识水平和从业经验，因为主观性较强而为大家所诟病。它不能精确地从技术角度评估地方政府债券具体的信用风险，更不能科学地指导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近些年来，随着国外风险管理理念和理论方法的引入，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大多开始尝试使用初级内部评级法。与此同时有研究地方财政的学者开始尝试将商业银行的信用度量模型引入地方政府债券的信用风险控制研究。如何建立适合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信用风险评价模型，并以此科学地评估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和信用风险，应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在研究了大量已有文献资料之后，本人发现理论界对地方政府债券的定义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争议性。因而文章首先在比较分析地方政府债券与诸多概念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债券的定义进行梳理，界定本文的研究对象。地方政府债券(Local Treasury Bonds)是有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或经其授权的机构发行的有价证券。本文对信用风险及发债边界的探究，仅涉及直接债务（属于地方政府性债务）中以债券这一确定形式直接举借的债务，将此界定为地方政府债券。除此之外的例如，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为融资平台担保（“城投债”）等其他直接、隐形和或有债务，虽同属于地方政府性债务，但并不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概念理清之后，对地方政府债券的特点、分类、风险、作用、在我国的发展历程等进行了概述。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始于清朝，后历经民国、军阀割据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不同时期起到了支持经济建设的作用。之后一段时间，地方公债发展艰难沦落到摊派的而尴尬境地，不得已在1994年颁布的预算法中明确指出:“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自此地方政府的自行发债权被取消，直到2014年才重新解封。
　　本文从理论和现实依据两方面论证我国地方政府以债券形式融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首先，是以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政府职能划分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和代际公平理论为支持，阐述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的四大理论基础。其次，从现实层面分析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居民储蓄的持续增长为为发债留下了很大的生存空间，引入地方政府债券是地方政府事权支出的必然要求，也是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的重要举措。
　　本文的重点部分，以江西省为例引入KMV模型进行发债规模与信用风险关系的实证分析。KMV模型原本是用来评估上市公司企业债券的信用风险的一个模型，将它引入地方政府债券的信用风险研究，可谓是一大创新。其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当公司债券到期需要偿还时，如果公司资产价值大于需要偿还的债券面值，则用资产价值减去债务价值即得到公司的股权价值;反之，如果公司资产价值不足以涵盖需要偿还的债券面值，即资不抵债，此时公司在变卖资产偿还债务后所剩的股权价值即为零;不同情况下股权价值的变动类似于欧式看涨期权的一个损益情况，因此可以把公司的股权价值看作一个看涨期权，执行价格为到期需要偿还的债券面值。首先需要结合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特性对原模型作适当的改进，上市公司的资产价值相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就是其当年的财政收入状况，衡量口径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相应的上市公司的资产价值的均值和波动性指标对应于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均值和波动性指标。指标替换后依据改进的模型推到出理论的违约距离和违约概率的表达式。
　　在上述表达式中包含了未来一期的财政收入，是不可知的，因此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和文献综述，采用ARIMA模型预测2014年和2015年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以2014年为例，同理可得2015年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代入公式，变动发债规模得到其与违约率之间的非线性变动关系。得出的结论有:第一，地方政府债券的信用风险是存在的，并且信用风险对发债规模具有很强的敏感性，随着发债规模的不断扩大，违约率呈现指数上升的态势;第二，依据财政收入的对数正态分布假设得到的江西省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的安全发债规模为166.99亿元，与2014年江西省当年获批的发债限额143亿元相比较，可以看出实际给定的发债限额还是很谨慎的考虑了债券的违约风险，离安全边界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违约风险还是可控的。同样的方法，测算出2015年的安全边界为197.56亿元。基于实证效果进行结论的分析，指出研究的不足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最后结合我国目前最新出台的政府文件中的相关描述，针对我国目前地方政府债券在信用风险防范制度上的滞后现状，借鉴国际经验，建议逐步完善信用评级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债券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其中信息披露是灵魂。这三方面的内容是信用风险管理的“三驾马车”，为从源头上有效的防范地方政府债券信用风险，从顶层设计层面提供制度性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