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杜鲁门政府国家情报体系,并突出国家情报体系建设与国家战略互动关系,一方面从战略背景和战略需求角度分析论述体系组建过程,另一方面研究体系产品国家情报如何支持和服务国家战略。二战后伴随冷战来临,杜鲁门政府开始搭建国家情报体系,正式确立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领导,以中央情报主任为情报界负责人,以中央情报局为核心协调机构,由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务院情报研究司、陆海空情报部等10余家情报机构共同组成的国家情报体系。虽然整个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并不顺利,一些机构不够健全,运转不够顺畅,职权不够完善,在此后各界政府中才逐步成熟,然而杜鲁门时期对美国国家情报体系发挥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尤其是体系内部建设和外部产品中充分体现出国家战略思维。国家情报体系筹建过程与国家战略存在着互动关系。从战略上看,建立国家情报体系是杜鲁门政府的国家战略需要,时代呼吁建立国家情报体系。按照战略需求和调整状况来确定体系发展方向,不仅体现在机制和职能建设上,人的因素也具有重要影响。处在有限遏制战略和全面遏制战略的两个不同阶段,国家战略对于国家情报体系的要求存在差异,指挥和引导着体系自身加强完善和改进,这就是战略在体系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的重要领导作用。国家情报体系生产的成品也能反映出体系与战略的互动关系。国家情报作为高端成品,指为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提供支持和保障的高层次战略情报和情报行动。国家情报发挥着刚柔并济的作用,一方面提供战略性情报信息,一方面付诸直接行动,即战略情报与情报行动。国家情报的中心属性是战略性,在杜鲁门时期它推动确立美国冷战战略,为国家对外战略提供情报支持,通过实施隐蔽行动直接获取战略利益。因此,国家情报体系成品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近年来,中国在国家安全领域实施了积极有益地探索和实践,努力建立国家安全体系,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情报体系建设具备有利的顶层领导机制和战略需求环境。中国应考虑在国家安全体系下加强国家情报体系建设,以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为总引领,充分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情报与决策对接的平台,努力加强情报法制化建设保障,推动国家情报体系逐步确立并发挥应有作用。同时,要科学客观地看待国家情报,看作一种国家实力,国家情报能力大小影响着国家战略决策和实施的能力水平,应作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国家情报的目标是为巩固和拓展国家利益,追求在当时形势及一段时期内的国家利益最大化。要使用好国家情报这一政策工具,为中国当前战略实施和发展提供情报支持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