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春风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空前解放,当引进西方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先进经验的同时,文化民族主义开始复苏。上世纪末东西文化论争深深地触动了中国武术领域,各方学者繁讼纷纭,从不同理论视角对中国武术的发展进行了注脚和求解。但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没有挡住西方文化的东进,反而让中国人更加目不暇接。实际上,在民族间文化交往活动中存在着各种符号暴力行为,这种行为通常以一种被默认的方式实施的,当人们以宽容的态度融入他者文化时,一种亚文化则可能以无限扩大的文化态势渗透到了本土文化系统当中,会在一段或更长时期内表现出“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文化态度。回顾中国武术的发展历程,就长时间处于这种非友即敌、非香花即毒草式的论争,也确实吃够了苦头。实践证明,只有中西体育间的交流与对话,包容与共存才是明智地抉择。“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正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条件对文化的产生与变迁所发挥着重要决定或可能决定作用,才使本研究选取以文化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理和社会文化分层论为理论基础,并结合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访谈法和逻辑分析法对各种武术“生境”(人类学词语,即“文化空间”)进行了较系统全面地研究,其结果发现:1.武术“文化空间”是指某个集中展示武术文化活动或武术文化元素的地点,或确定在某一周期举办与武术文化有关的一段时间。武术“文化空间”可以依据其地理和历史属性进行逐级划分,有的武术“文化空间”具有一定兼容性和交叉性。2.武术“文化空间”表现出地域性、活态性、传承性、整体性和场域性特征。地域文化特质和文化底蕴是武术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活态性是指武术依赖于“活态”传承主体来保护、延续和筑建的;传承性是人类学中历时性的表现,是对先民武术文化的有机整合和积累,认同和续延;整体性表现在它是由人、器物、技能、观念、活动和环境共同组成的,即由非物质和物质的有机结合;场域性是指武术生存生产、加工和传颂的“文化场”。3.清末新政是上世纪东西方文化论争的原点,为中国武术转型提供了思想准备,并诱发了对“贱武右文”传统的检讨和“尚武精神”的倡扬。受上世纪末东西文化论战影响,中国武术文化主动地经历了现代性扩张,竞技武术趋于成熟。4.民间武术“文化空间”存在着保护主体的职能模糊;整体性传承和保护工作存在“盲区”;传统文化走空;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空间”断层;信息“复位”失真以及武术场“移植”变味等问题。为此要培养公民本土文化安危意识;建立“武术公共服务保障体系”机制;加强“遗产性保护”;“文化空间”的初始性复活和再生性建造相结合;学校传承和传播并行不悖;重视传统资源经济价值;发挥政府和社会组织管理协调的双驱动力;建立“武术之村”评选机制,加强村落文化荣誉感等。5.北京奥运会为竞技武术朝向奥运目标发展吹起了“集结号”,技术快速出新和重组;受众者趋于小群体化;传统技术遗缺;文化内涵陨落等问题。为此,要回归文化传统;推进赛场的“城市化”与“农村化”相结合;鼓励技术到基层“采风”;增加竞技武术赛场“文化软实力”;举办展示性“全国武术大会”等。6.武术教育环境存在着诸多问题:学科势能与学科资源浪费之矛盾突出;教学中呈现出“西强东弱”的现象;语言优势不大;学校缺乏“尚武”者;传承性“文化空间”悼亡。因此,要突破“单一学科发展专业”的传统观念;跨越民间与学校武术人才“身份有别”的观念壑沟;坚持课堂内外相结合的培养机制;在境内外文化教育机构中强力推介武术教育;将学校武术段位制工作推向深入。7.演绎性武术“文化空间”是寄存武术文化场所之一。但当下演绎性武术文化产品容易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导致文化萎颓,缺乏武术叙事和宏观的文化发展战略。因此,宜防范演绎性武术表达时高端技术的误导;还原武术技术的本真;注重武术叙事型剧情;杜绝演绎性武术中文化的“去传统”。8.面对虚拟化网络性武术“文化空间”,要强化法制管理,加强道德舆论监督,规范网络市场;建立“过滤技术”,防范低俗文化进驻网络;重视语言在网络国际化建设进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