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美术发生了意义和形式的转型。中国现代美术的画家创作与观众接受、美术形态及审美意识的转变都仰仗于美术体制的建立和推动,美术体制对现代美术既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也有规约和限制作用。科举考试的废除与新式美术教育的创建、画家身份的转变与社团组织的设立、大众媒介的兴起与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写实意识的发生都提供了可能性,成为了中国美术转型的重要背景和支撑力量。现代美术体制与西方的绘画技法、思想和文化导入中国的过程大致同步,作为新思想、新观念诞生的温床美术体制通过它的约束力不断改变和创造着现代美术的话语系统。在大部分人的意识里,现代美术的发生全由艺术家所掌控,但事实上,即便是艺术家本身,也是体制力量下的产物。西方价值体系所训练出的写实审美眼光之所以能颠覆了几千年的书画正统地位,并不完全是艺术家群体的自由选择,现代中国为了让美术能够与社会发生关系,并参与到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来,不断地寻求和建立一套能够在社会中积极发挥和实现美术价值的体制和规则。中国美术自晚清以来就整体的融入现代社会的变革与思想的重建过程之中,并随着西学的引进和社会的变化不断的在美术观念、美术形式和美术体制方面产生变化。美术体制的形成在美术与社会、美术的产生和接受之间形成了一套机制,如职业画家、美术社团、美术报刊、美术展览、美术批评的出现,都制约、引导和控制着中国现代美术思潮、美术形式和审美意识的生成。中国现代美术所具有的美术人才教育体制、报纸杂志传播体制、美术社团体制、美术批评体制,都构成了美术体制的重要内容,美术体制的引导和制约使中国美术超越了文人画中个人心灵的想象和独白,走向生活化和社会化的价值取向,形成了现实化、生活化、大众化的写实新传统。现代美术体制研究主要追问的是占据20世纪中国主流地位的写实美术思潮是如何被创造和形成的?美术体制在参与和建构写实美学意识的过程中产生了哪些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本文以1902-1949年为年限,以写实意识在中国的演变为线索,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分重点、分层次地将“写实”意识与体制力量的相互作用串联起来,以期发现在写实意识与美术体制之间潜隐的、内在的规律和联系。本文共分六个部分。绪论部分,详细论述了选题的学术价值、研究现状及研究思路,将“写实”概念放到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其内涵；第一章以都市空间、新型机构、市民阶层等社会背景为依据,论述了现代美术体制的产生,并从教育体制、社团体制和传播体制中发掘出写实意识的萌芽。接着根据写实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划分出写实意识的萌芽期、实验期和整合期三个阶段,分别描述写实意识内涵演变的历史进程；第二章站在教育体制的视角来讨论写实意识的培养,研究教育体制如何通过课程设置、教材编排和考试制度来孕育写实审美观的。本章涉及的内容包括了以下几个重要方面：1.美术学科教育宗旨的定位,即培养什么样的现代美术学科人才；2.基于以上目标所选择的教学内容,也就是教什么的问题；3.实施教学的体制和方法,即如何教的问题。现代美术教育将油画、版画、水彩、素描等画种和写生方法纳入它的体制之中,让古代的文人画大传统逐渐被现代写实观念所颠覆,新的中心意识开始产生。基础的学校教育重建了新一代美术家和欣赏者全新的知识结构；第三章以现代美术社团体制为主角。作为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画社团的发生和发展直接影响着社团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调适以及知识分子本身知识结构的嬗变。社团组织的勃兴,说明由美术知识分子构成的聚合群体,成为了领导现代中国美术转型的中坚力量。20世纪的新式西画社团明确打出了传播西洋文明的创新旗帜,将西方写实美术文化传向美术圈子的同时,也通过培训、展览和演讲活动的开展将写实的文化气息洒向基层社会。通过研究社团的兴衰聚散和人事关系,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写实”这一概念在社团的力量下是怎样在中国成长起来的；第四章重点论述美术传播体制与写实意识的普及。现代美术体制中的报刊体制和展览体制的建立,在向社会普及写实意识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写实”作为一种新的创作观念和品评标准,其话语权的建立与报刊和展览对其的阐述和展示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历程中,写实思潮的涌起与传播,以及艺术市场的形成与繁荣,主要依靠于报刊体制和展览体制的建设和完善。报刊的便捷性和广泛性使它成为宣扬写实意识的重要载体,展览体制一方面通过作品筛选的审查机制、美术奖励、美术批评等激励机制来约束画家的风格取向,另一方面又通过评价制度来引导大众的欣赏习惯,形成写实主义的评价体系。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写实意识得以普及成为艺术主潮。最后是结论部分,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再次重申中国现代美术体制和写实意识二者是共生的这一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