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性垄断是行政主体利用行政权力实施的损害市场竞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其主要表现形式有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强制联合限制竞争等三种。 行政性垄断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行政性垄断排斥和限制竞争造成了特定市场不公平竞争与垄断局面的出现，减损经济效率，又妨碍了全国开放统一市场的形成，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行政性垄断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地区和部门的利益，行政权力往往成为利益的交易品，产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败坏良好的社会风气。 对行政性垄断的控制，学界提出了体制改革观、综合治理观和反垄断法规制观。体制改革观认为行政性垄断的彻底解决要依赖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体制改革完成了，行政性垄断自然也会减少、灭绝。综合治理观认为行政性垄断要依靠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相互配合才能治理出效果，但没有提出法律如何在规制行政性垄断中发挥作用。倡导反垄断法规制观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反垄断法可以对行政性垄断进行有效规制。 经济自由理论和权力控制理论构成了我国反行政性垄断的理论依据，而中国的特殊国情也需要依靠法律对行政性垄断进行控制。经济的自由发展是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最有效途径，但无限制的经济自由会导致垄断的产生。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就是为了规制自由竞争的对立物一垄断，尤其是垄断中的行政性垄断。目前，我国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实现依法治国，这都要求法律在控制行政性垄断上会发挥重要作用，而我国加入价O后，履行该组织成员国的相关义务也要求用法律控制行政性垄断。 在我国，反行政性垄断的立法不少，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等，但立法缺乏审慎思考，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法律责任设计得不科学、不完善，不足以对行政性垄断实施者构成威慑。在执行反行政性垄断法规的活动中，由于反行政性垄断主体不明确，执行相关法律不到位，并没有有效防止行政性垄断的产生、发展，行政性垄断造成的恶劣影响依然存在。 为了寻求我国控制行政垄断的“良药”，本文通过对典型市场经济国家一美国、体制转型期国家及欧共体的反行政性垄断现状的研究，寻求出我国控制行政性垄断的方式。无论典型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体制转型期国家或欧共体，它们在控制行政性垄断的工作中，依靠的是法律，运用的是法律手段，尤其是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 笔者以为，要想对我国行政性垄断进行控制，重点应当构建我国的反行政性垄断的法律体系，对行政性垄断行为进行事前、事中及事后的全方位规定、干预、制裁。法律的事前规定应尽可能地使含有限制竞争因素的各种规范性文件不出台或少出台。事中干预是对已经出台且对市场自由竟争生产危害的行政性垄断行为，尽快采取措施消除其影响。事后制裁是对造成地区封锁、部门垄断等行政性垄断状态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法律追究。 构建反行政性垄断的法律体系，主要是在经济法、宪法和行政法等领域进行。反垄断法律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首先是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某一行政机关中设立反垄断机构，由该机关首长直接领导，并在法律中规定该机构享有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决定权、建议权、调查权、调解权、申请撤销权，使反行政性垄断机关对行政性垄断主体的行政性垄断决策享有否决权、申请撤销权。杜绝有可能造成行政性垄断的法律性文件出台。 运用宪法对行政性垄断进行规制，就是将违宪审查制度落到实处。设立专门机构拥有宪法解释权，有权对违反宪法的法律性文件进行违宪审查，并对不合宪的法律性文件提请撤销。其他机关如人民法院在发现某一法律性文件可能违宪时，可以向该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提出，从而保证可能导致行政性垄断的法律性文件不发生法律效力。 在行政法上控制行政性垄断，就是要明确行政行为做出的程序，规定抽象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最大限度地预防行政性垄断行为的产生，减少行政性垄断造成的危害。另外，还可以在刑法上设立行政性限制竞争罪，追究行政性垄断主体的法人或责任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包括刑事法律在内的综合性法律手段对行政性垄断进行控制。